方证相对论
方证相对论凡是学习《伤寒论》需要讲求方法，然后得其门而入，才能做到登堂入室，事半而功倍。因此，对学习来讲，就有远近之分，难易之别了。记得子贡说过，“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
《伤寒论》这堵墙很厚，怎样才能穿入?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我不遗余力地为之上下求索。有一次看到晋·皇甫谧的《甲乙经·序》，才得到了答案。
序文说：“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近世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
我从“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两个“本”字中悟出了中医是有学派之分的，张仲景乃是神农学派的传人，所以，要想穿入《伤寒论》这堵墙，必须从方证的大门而入。
为此，我要先讲一讲《伤寒论》的方证大义：
《伤寒论》的方，叫做“经方”，来源于伊尹的《汤液经》，而被西汉的太仓公淳于意和东汉的长沙太守张仲景继承而流传至今。
“经方”的特点，药少而精，出神入化，起死回生，效如桴鼓，而为方书之祖。
《伤寒论》的证，又叫“证候”，乃是用以反映疾病痛痒的一个客观验证，证有客观的规律性，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它可供人分析研究，综合归纳等诸多妙用。
“证”不是捏造出来的，它是生理病理客观的产物，它同病可以分开，而又不能绝对地分开。所以证之于病，如影随形，从“取证”的意义来讲，它优于近代医学之上。
由于病不能离开证而孑然独存，所以我不承认辨证而与辨病的距离有天渊之别。
“证”的精微之处，古人则称之为“机”，凡事物初露的苗头都带有机义。昔日张仲景见侍中王仲宣，时年二十余，谓日：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汤可免。仲宣嫌其言仵，又“贵且长也”，受汤勿服。居三日，见仲宣，谓曰：服汤否？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汤之诊，君何轻命也？仲宣犹不信。后二十年，果眉落，后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终如其言。
以上的记载，反映了张仲景预知生死可谓神乎其神，但是他说出了“色候固非服汤之诊”，还是通过色脉之诊而知其必然的。
古人说的“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等见微知著的本领，似乎发在机先，令人难于揣摩，如果以中医的理论衡量，实不能离开“证”的存在与反映，而机之发也不能无证。
古之医家，能通天地，决死生而百发百中，而皆善于识证知机，辨证之学岂可轻视之哉！
中医学以辨证为先，惟《伤寒论》一书，祖述歧黄之学，发明汤液之旨，对于辨证论治，独领风骚，高出人表，而为中医之魂。
《伤寒论》总结了六经辨证的规律，又厘定了主证、兼证、变证和夹杂证四个层次。
在临床辨证时，应先抓主证。主证是指决定全局而占主导地位的证候。所以主证是纲，纲举而目张，对附属于主证的兼证、变证、夹杂证等也就自然迎刃而解。
例如：太阳病中风的桂枝汤主证，是以汗出，发热，恶风为主。伤寒的麻黄汤主证，是以无汗，恶寒，身痛为主。少阳病的柴胡汤主证，是以口苦，喜呕，胸胁苦满为主。阳明病的白虎汤主证，则以烦渴欲饮，身热汗出，脉洪大为主。大承气汤的主证，则以不大便，腹满疼痛，潮热谵语为主。太阴病理中汤主证，而以吐利，腹满，饮食不振为主。少阴病的四逆汤主证，则以四肢厥冷，下利清谷为主。厥阴病乌梅丸主证，而以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呕吐，下利，吐蛔为主。
六经的主证，是辨证的核心，只有先抓定主证，才能突出辨证的重点，这种宝贵的遗产是任何人都可以继承的。
至于兼证，是指附于主证的兼见之证，比如说在桂枝汤主证的前提下，而出现的“喘”，或者是“项背强几几”等证。
变证，是指医生误治之后，使原来的主证一变而成另一种证候。如误发少阳之汗而变生的谵语，误下太阳而变生的下利。
夹杂证，其来源有二：一种是人的体质不同，感邪虽一，发病则异；一种是先有宿疾，后感伤寒，则使老病与新病，标病与本病，表病与里病交叉出现。
以上介绍的《伤寒论》证候之学，千姿百态，丰富多彩。说明证候的出现是无穷的，而古人遗留辨证的东西则是有限的。所以就有一个继承与发展，创新与开拓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自仲景以后，后世医家在六经辨证的基础之上，涌现出脏腑辨证、三焦辨证、卫气荣血辨证等许多的辨证方法，蔚成了辨证学的大观。扩大了辨证的范围，补充了六经辨证不逮之处。
应当为之指出的，中医的辨证方法，并不等于“照本宣科”，墨守成规，死气沉沉而毫无生意。古人说的“医者意也”，这个“意”字，就跳出了教条的框框，赋予了医人的独立思考，运用思维、理论、经验以及调查研究获得的材料，建立自己的“辨证观”，用自己的才智进行辨证论治，则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纵观历代的医学家多有这种人物，而显示当时的医学成就和它的伟大之处。
总的来说，认识疾病在于证，治疗疾病则在于方。方与证乃是伤寒学的关键，而为历代医家所重视，所以“方证相对论”的提出，起到了非凡的积极作用。
然而最早提出“方证相对论”的，既不是明清的“错简派”医家。也不是日本江户时代的“古方派”医家，乃是公元682年唐朝的伟大医学家孙思邈提出来的。
孙思邈在他著的《千金翼方·卷九》一篇序文中说：“论曰：伤寒热病，自古有之，名贤睿哲，多所防御，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旨趣，莫测其致，所以医人未能钻仰。尝见太医疗伤寒，惟大青知母诸冷物投之，极与仲景本意相反。汤药虽行，百无一效，伤其如此，遂披伤寒大论，鸠集要妙，以为其方，行之以来，未有不验。旧法方证，意义幽隐，乃令近智所迷，览之者造次难悟，申府之士，绝而不思，故使间里之中，岁致夭枉之痛，远想令人慨然无已。今以方证同条，比类相附，需有检讨，仓卒易知。夫寻方之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
根据孙氏以上之言分析，他重点讲述了以下三个问题。
1、“方证相对论”的提出。
经王叔和撰次的《伤寒论》条文，证与方不上下相连，也就是“证”的下边没有“方”的衔接。这种格局不利于学习《伤寒论》和临床实践应用。有鉴方证相离，不能一气呵成，孙氏提出“旧法方证，意义幽隐，……“览之者造次难悟”，所以他主张“方证同条，比类相附”，改为在证之下载其方，使方随证立，证随方呈，方证由不相顺接，而变为“方证互相对应”，扭在一起，互不分离。
以上这种改进，为伤寒学带来了三大好处：
(1) 突出了方证的重点和优势。
(2) 促进了方证的集合与归纳。
(3) 加强了辨证论治的速度，打开了通向《伤寒论》的大门。
自从孙思邈提出“方证相对论”的改革方法以后，又上升为学习方法与捷径，它被认为是唐代伤寒学的一大发明。
2、严厉批判了伤寒误用凉药的错误。
《伤寒论》第一张方子是桂枝汤，第二张方子是麻黄汤，显示了伤寒者，乃风寒之邪伤人也。《阴阳大论》云：“从霜降以后，至春分以前，凡有触冒霜露，体中寒即病者，谓之伤寒也。”
但是，人们对伤寒的认识，在寒、温之间，见解游移不定，节外生枝，概念混淆不清，反而违背了仲景著书本意。
因此，以寒训温，指鹿为马的问题不时发生，以凉药治疗风寒则习焉不察。
今人学习《伤寒论》，我认为有三个难题：用经络学说一难也；用气化学说二难也；用桂麻治疗伤寒三难也。
孙思邈痛心疾首地指出：“太医疗伤寒，惟大青、知母诸冷物投之，极与仲景本意相反，汤药虽行，百无一效”。对用寒凉之药治疗风寒之误，铿锵有力，说得淋漓尽致。
陶渊明有“今是昨非”的警句，喜用寒凉，讽毁温热，“矫枉过正者”，应引以为戒。
3、建立治疗风寒三方。
孙思邈对《伤寒论》众多方证之中，提纲挈领，经过认真的筛选之后，他说，“夫寻方之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并且具体地写出“太阳病，用桂枝汤法第一”(五十七证，方五首)；“太阳病，用麻黄汤法第二”（一十六证，方四首）；“太阳病，用青龙汤法第三”（四证，方二首)。
由此可见，太阳病治疗风寒之方，皆为“正对之法”，至于柴胡等诸方，皆属吐下发汗后不解之事，则非是正对之法。
太阳病确立桂枝、麻黄、青龙三方，按类立阵，如大将建旗鼓，望之各归麾下，而使方证对应井然不紊，“凡疗伤寒不出之也”。
日本江户时期的古方派医家吉益东洞所著的《类聚方》是在孙思邈的“方证相对论”启发之下而形成的。这本书的质量较高，尤以临床价值不容忽视。国内医家多以为“方证相对”始于东洞之手，乃有“吾道东矣”的说法，在此为之更正，以免讹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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