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恒难以做医生
无恒难以做医生【作者简介】岳美中(1900～)，名岳钟秀，号锄云，以宇行。河北省滦县人。早年攻读文史，二十五岁时因肺病吐血，发愤自学中医。曾行医于冀东、鲁西一带。解放后曾任唐山市中医公会主任、唐山市卫生局顾问，后调中医研究院工作。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垒国中医学会副会长、中医研究院研究生班主任、中医教授。从事中医工作数十年，有较深的理论造诣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对肾病、热性病、老年病等有深入的研究和较好的疗效，在国内外有较高的名望。主要著述有：《岳美中论医集玲、《岳美中医案集势、“岳美中医话集势、《岳美中治疗老年病的经验努以及《中国麻风病学汇编》(待出版)等。
我出生在河北省滦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父亲早年扛活，后来靠种几亩薄田兼做挑担叫虫支撑家计。我们兄妹五人，我是老大。八岁上，父母看我体弱多病，难务耕事，也为将来添个识文断算的帮手，咬咬牙送我上学，东挪西借地巴结着供我读了八年私整。我看家里作难，跑到濠县城考进半费的师范讲习所学了一年多。这种求学的情况，我在《六_卜初度》的诗中，有一首写到过；
少小家贫病不休，
学耕无力累亲忧。
因规夜课迟安梦，
为各束修早饭牛。
酒食屡谋精馔供，
序庠频遣远方游。
严亲纵逝蓐亲在，
六十该儿也白头。
我十七岁当小学教员，一面教书，一面随乡居的举人李筱珊先生学习古诗文词。其时，军阀混战，濠县正当直奉军争夺的要冲。烧杀奸掠，民不聊生。我当时抱着空洞的救国心，慷慨激昂，写了小说《灾民泪》、鼓词《郑兰英告状》、《民瘼鼓儿词》等许多诗文发表在《益世报》等报刊，想转移风俗，唤醒痴迷。但少年意气，呐喊无应，转而想从古书文中找出路。一九二五年夏，听说梁任公、王静庵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又和裴学海等几个同好一起重温经学，兼研小学、史学，准备投考。暑期应试落榜。虽然受了一次打击，却更加发愤读书，每日教书、写稿，苦读并进。不久，累得吐了血。某医院诊云：“肺病已深，非短期可冶。’考学无望，教职也被辞了，真觉得前路漆黑，大难将临，儿无生趣，又不甘心那样死去。难道医学对肺病真的没有办法吗?床第呻吟之中，萌发了学习中医的念头。买了《衷中参西录》、《汤头歌诀》、《药性赋》和《伤寒论》等书，边读边试着吃约。一年多田野问的生活，休息为主，吃药为辅，肺病竟慢慢地好起来了。觉得中医确能治病，于是央心学医，自救救人。
学医，到哪里学呢?穷乡僻壤，无师可投；家口为累，又无力外出从师。只好托朋友找了一个村塾，学生不多，一边教书，一边学医，一边继续写诗文。
这一是多年养成的习惯和爱好，二是想小补于经济。
学资供养家口，稿费就用来买医书。三年之中拖着病弱的身体，日教夜学，读了米元以后许多医学家的名著多种。缺少师友商问，就反复钻研揣磨；为了体察药性，就攒钱买药回来品尝体验。能尝的药，大都尝试过。有一次尝服石膏过量，泄下不止，浑身瘫软，闹得几天起不来床。学东知道我在读医书，有时家里人生病也找我看。我慎重地认证用药，往往有些效果。
一九二八年春天学东一个亲戚的女人患血崩，找我去治。初不敢应，后经学东面恳往治。几剂药后，竞见平复。春节时，全家人坐车前来致谢，引起轰动。就在这同时，邻村一个叫徐福轩的小术匠，突然发“疯”烦躁狂阉，忽地登高跳房，忽地用手抓炕，新铺的炕席一抓就是一片。发病月余，家里人捆管不住，经医不愈，村人荐我。我细察其脉象症候，系阳狂并有瘀血。予凋胃承气汤，仅一剂竟拉赤屎而愈。阳狂一病，并非难证。但在当时，村人却传为神奇。找我看病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一九二八年秋天，好友吴绍先古道热肠，和几个朋友凑了点钱，在司各庄帮我开了个小药铺，方劝我行起医来。说是个药铺，起初就是一间小房，里边一张床，两个药箱，几堆书。睡觉、吃饭、看病、卖药，都在里边。后来起名叫“锄云医社”。因为原来教的一些学生的家长不愿易人，“恳我继续执教。一则于情难却，二则光靠行医难糊家人之口，就和两个友人一起在医社后边的一闻房子里办_『个“尚志学社”。白天，看病卖药之外，在这里讲四书五经，晚上，攻读医书，思索H问的病案。我行医之初，靠书本上的一些知识辨病投方，疗效并不高。但几年之中，却对农村的经济状况，疾病种类、药品需要等，获得了不的经验。同时，从读书的惑豁、临证的效失、病家的愁乐之中，进一步体认到中医学术对社会人群的作用，益发坚定了终生研讨中医学，献身学术的决心。
、Ik医之初，生活十分艰苦。出诊看病，经常以病弱的身体，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奔波于夏日的湿暑、隆冬的海风。有人功我还是读书找事谋个前程，我当时曾作《遭情歌》数苜述说心境。其一是：
懒粤弹，
不学仙。
觅奇方，
烧妙丹．
针砭到处症瘕散。
秋风橘井落甘露，
春雨杏林别有天，
山中采药云为伴。
奠讥我巫医小道，
且羞他做吏当官。
一九三五年，朋友把我介绍到山东省菏泽县医院住中医部主任。一边看病，一边教授几个中医学生。
不久，灾难就接连而来。先是¨r丑夏，山左地震，烈风雷雨，屋倾墙崩，连续数月，辗转逃避，倪存生命。不久就是日寇进攻山东。一九三八年春，我应诊到博山，遇日寇攻城。披围在城内五天五夜。城破后，落荒逃到济南。身上一义不名，几箱书籍无处找，仅剩下随身珍藏的《伤寒论》、《金匮要略> 各一本和数册医稿及《习医日记》。为防路上丢失，从邮局寄回家。都云杉先生送给了二十元路费，只身由洛口过黄河，千折百难地逃回了家乡。人倒是活着回来了，邮寄的书稿却总未收到。行医十载，流落千里。身上，仅一条御寒的破被和一根逃难用的棍子’眼前，是一个沦落了柏家乡。茫茫冀鲁，竞没有一个医生悬壶之地!
悬壶无地，只好重操旧业，又当了半年小学教员。暑期，教员集口lI要受日本的奴化教育。我不愿，跑到唐山躲避。经亲友协助，在唐山行起医来，一直到一九四八年解放。十年问，我朴素地抱着两条宗旨；做一个无愧于祖宗的中国人}当一个对得起病人的医生。这，又谈何容易l一九四三年，当时做地下工作的一个学生为八路军买药，暴露被捕。经我保释放走后，日本特务每日或隔日上门寻衅，一直监视了我三、四个月。在这样的环境下，哪里能够从容临证和专心治学呢?但是，既做医生，又不容对病人不负责任，不甘于学业的荒废。十年间，我以经方为主兼研各家，以求提高疗效；擅读各家中药学说，摘选验证，写成了二十余册d实验药物学》笔记’研读《甲乙》，访求师友，对针灸学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和应用。这十年，我正当壮年，刀匕壶囊，黄卷青灯，用功不为不苦，因为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又缺少明确的哲学思想作捕导，苦自苦矣，却没有做出多少可观的成果米。
解放后，特别是一九五Pq年纠正了歧视中医的错误倾向以后，中医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我调到中医研究院工作后，才有条件结合读书与临证，对一些问题进行较系统地整理和研究。治疗方面，除在国内执行医疗任务外，还曾九次到欧亚一些国家，参加掉订丌诺、胡志田、崔庸健等人的治疗和进行学术交流，这是过去不曾想到的。晚年，我考虑得多的有两件事：一是把多年积累的经验多整理出一些留给后人；二是再为中医事业培养一些后继人才。“***”的一段时间，我被抄走书物，在医院里喂兔和清扫厕所，其他无从进行。一九六九年八月周恩来总理亲舟安排我去越南为胡志明主席治疗。不久，我被恢复工作。
我自知身体渐差，来日无多，要抓紧做些事情。一九七六年，我为培养高级中医人才倡议多年的“全国中医研究班”招收了第一期学受。我的学术经验开始整理出版。在科学的春天里，工作刚刚开头，我却在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次讲课后，病发不起，一至于今……
我年近中岁学医。一跨入医林，面前数千年发展起来的中医学术是如此繁茂丰厚，而又如此魔芜错
杂，走一条什么样的做学问之路呢?既没有家学可依托，叉没有专师引导或学校的规范，只能靠自己摸索、探求。回过头来看，也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十几年的旧教育，培养了读书的能力和习惯。二是几十年来未脱离过临床。我的注重临床，起初是经济条件不允许去进行专门曲理论学习和研究。后来，也是因为我认识到，中医学术的奥妙，确在于临床。书，没有少读；目的首先是为当好一个医生，争取当一个好医生。围绕这个目的，对历代中医大家的学术思想都做过一些探索。有过徘徊，出现过偏执，也走过弯路，才逐渐地得到了稍好一些的疗效和较为深入一步的认识。认识发展的过程，大体可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我学医之初，是从张锡纯的《衷中参西录》入手的。临证稍久，逐渐感到其方有笨伯之处，往往不能应手。转而学习吴鞠通、壬盂英等人的温热著作。用之于临床，效失参半。其效者，有的确为治疗之功；有的则非尽是药石之力。在一个时期里，疗效总不能很快地提高。思索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对其学术研究的功力不到，经验不够；但细察其方剂，也确有琐细沉弱的方面。苦闷榜徨之中，又重读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前此虽然学过，但未入细)。见其察症侯而罕言病理，出方剂丽不言药性，准当前之象征，投药石以祛疾。其质朴的学术，直追实验科学之堂奥，于是发愤力读。初时，曾广置诸家诠注批阅。其中不乏楮到之言，也常有牵附穿凿反晦仲师原意之处，反不如钻研原著之有会心。于是专熏于研讨原菩。将读书所得用于临床，每有应手，则痊大症，更坚定了信仰之心。稍后，叉涉猎店代《千金》、《外台> 诸书，觉得其中精华，亦是祛瘥之利器。当时，曾有过一个认识，以为中医之奥妙，原不住宋元以后。从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后期，主要是以古方治病。这期间，还在另一个方向上走过一段弯路。一九三六年前后在山东的一段时间里，为了应付门面，生搬硬套地学了一阵中西汇通的学说。
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疗效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真所谓“邮郸学步，失其故封”。茜闷之下，害了三个月的眼病。不能看书。经常闭眼苦思其故，好久好久，得出了两句话：“人是精神的不是机械的；病是整体的不是局部的”。这也许是仅存未丢的一点灵光吧!当时既坷；敢自信为是，电不敢人前道及，只取它指导着自己的治学。十足，又归真返璞地研习古老的祖国陕学。
第二，庄第一阶段的后儿年，实践得多了，逐渐感觉到偏执古方存在的一些弊端。一方面，临床遇到的峨病多，而所持的方法少，时有穷于应付、不能泛戌曲当之感。一方面也觉得经方究竟是侧重于温补，倘有认证不清，同样可病随药变。持半以论，温、热、寒、凉，一有所偏，在偏离病症、造成失误的后果上，是一样的。临证治病若先抱成见，难免一尘眯目而四方易位。只有不守城府，因人困证因时因地制宜，度长短，选方药，才能不偏不倚，恰中病机。一九五0年我在唐山就此问题和孙旭初等同仁做过长时间的讨论，进一步受到启发。归纳当时的认识是：仅学《伤寒》易涉子粗疏，只学温热易涉于轻淡，粗疏常致于债事，轻淡每流于敷衍。应当是学古方而能入纽，学时方而能务实i入细则能理复杂纷乱之繁，务实则能举沉寒痼疾之重。从临床疗效方面总结，治重病大证，要注重选用经方}治脾胃病，李东垣方较好}治温热及小病轻病，叶派时方细密可取。把这些认识用之临床，确乎有法路宽阔、进退从容之感。这是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逸段时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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