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故事”该怎么讲？
中国“好故事”该怎么讲？引用《环球时报》2018年8月23日报道： ［美]包道格：西方社会的疑虑 在40年的时间里，中国以高速的经济增长，实现了这个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巨大改变。作为一位很多年前就来往于中美之间的美国学者，我认为中国取得的成功不可否认。但是，要把中国的成功变成一个“好故事”，这并不容易，因为首先你要做到被中国之外的国家接受。 我认为，大多数人都认同以下这一点——一般来说，有关于中国对中国人民和全世界所做出贡献，如果是一个不带有威胁意味的故事，那会是一个好故事。外界（西方国家）对于非西式民主国家所提出的方案，即便看上去心怀善意，但还是对行为背后的真实目的存在根本性的猜忌，如中国与其他国家合作发展经济的计划。所以，讲述故事的人应理解这一点，要通过自己的故事令外界对其安心放心。 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点？首先，要坦诚地说明，中国从这些合作发展计划中能够得到哪些收益。其次，中国也应直面外界对其潜在战略计划的疑虑，例如扩大中国军事影响力的海外基地。 不少中国学者、官员和媒体人都曾对我说，着眼于目前中国的一些成功经验和经历，他们认为这些内容很精彩，但是在国外、在西方似乎吸引人们的程度不如他们的预想，问题出在哪里？ 我认为，当中共十九大报告说，可以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发展模式时，很多西方观察家却更愿意解读其中对现有国际秩序推倒重来的意图。换一种方式，如果能把中国模式称作是“现有秩序和规则的补充”，则会让国外聆听者感觉不那么具有威胁意味。 众所周知，中国的政治制度与西方很多国家并不相同，而且中西方之间也有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最近一年来，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越来越多地开始谈论“中国影响力渗透”，一些学者将此定义为“锐实力”，那么他们到底担心什么？我认为，如果在一些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协约上缺乏透明度，就会带来不必要的副作用，就会对这些机构的宗旨和运营心生猜疑。此外，在海外地区坚持中国法律也会让外界猜疑。当然，美国的海外机构也这样做，只是会注意遵守美国法律和所在国法律，两者相互不排斥。 一个怎样的脚本才是讲述“中国故事”的好脚本？我的建议是，坦诚地探讨中国如今正在做的事情，这符合中国的内在需求，同时也不会给其他国家带来不利。保持透明度，这将有助于中国投资者、发展者在更多国家受到宾至如归的对待。 人们常说，在中西方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认识中存在“难以融化的坚冰”，我认为新晋的强大国家的确通常会招致猜忌。上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的美国是这样，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日本也是如此，现在则轮到中国。 在人文领域，中国必须努力培养精通各国文化的人才。美国和日本在走出国门的早期也缺乏此类储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逐渐重视并培养了此类人才。此外，在近代历史上尽管中国曾经有过苦难的经历，但今天仍要努力放下这些怨恨，相互间的报复难以有一个尽头。（本文作者[美]包道格，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会长） [日]天儿慧：日本的经验 要想更多国家的民众真正对中国怀有“亲近之情”，中国在“讲好故事”方面需要做出一些改变。 第一，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国家，一举一动都会给国际社会带来巨大影响，给各国留下强烈印象。中国对外国人讲述的“中国故事”，应该与国外民众在中国看到的，或者在本国看到的基本一致，这样才具有更强的真实性，可信度也会大大提高。 第二，中国在海外设立了一些文化传播和教学机构，希望以此提升“软实力”。但有些机构和宣传片给人“不自然”的感觉，感觉传递国家政治目的更多，有一种战略意图。这种宣传会造成反效果，无法达到提升中国形象的目的。 第三，所谓“软实力”，前提条件是这种文化由国家的土地、民众自然孕育，“宣传”只是为了让外国人欣赏到本国文化。比如日本的漫画、动画片、清洁的街道和自然环境，这些自然产生的无形文化能给人带来好感，从而塑造日本的良好形象。就目前而言，中国真正自然的、来自民间的文化传播还远远不够。 回顾日本过去的经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期时，曾被嘲为“经济动物”。当时，日本备受韩国和东南亚各国的指责，称日本的发展是“由军国主义的政治侵略”，改为了“由企业战士的经济侵略”。上世纪70年代后，日本开始努力将国家形象从战前的“大国日本”，转变为“和平国家日本”“为世界做贡献的日本”。刚开始，这一努力并不被亚洲各国接受。1977年，福田赳夫首相提出了著名的“福田主义”，这不仅是口号，也付诸了行动。日本不仅给东盟各国提供贷款，还为他们的经济建设制定规划，予以技术支持。 同时，东盟国家与日本还积极地就文化和社会问题展开学术交流，一方面让日本专家学者和在当地的工作人员更深入地了解东南亚国家，也让这些国家更清楚地了解日本的意图，从而化解了相互误会，增进了互信。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东盟各国对日本的印象迅速改善，良好印象持续至今。 我认为，中国想要提高自己的“软实力”，可以参考日本的经验。但也不能照搬日本的例子。 第一，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留下了“负面遗产”。中国没有这样的“负面遗产”，中国要着眼如何改变当前的形象，而非历史问题。我有一个提议，中国提出了“中国梦”理念，但该理念的内涵还停留在“中国人的梦想”。对比来看，二战后美国也提出“美国梦”，这个理念当时成为全世界人憧憬的象征。因此我认为，应该把“中国梦”的内涵扩充为全世界人们能够共有的梦想。 第二，中国要活用民间的力量和创造力，要关注国际社会对这些民间力量的评价（包括负面评价），并帮助他们发展、改善。 第三，在以上两点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展现出与国际社会协调协作的姿态。当前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等“国际公共产品”，绝大部分由西方国家设计，但已被世界其他国家接受，这也说明了其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合理性的。找到同“国际公共产品”的价值联结点，能够让其他国家更容易接受中国，认为中国是自己的朋友。（本文作者[日]天儿慧，系日本早稻田大学荣誉教授） [索马里]和丹：非洲的期待 自从非洲各个国家独立并与中国建交以来，中国都是以一种平等的眼光看待跟非洲各个国家的关系。不管别人怎么说，非洲国家的领导、学者以及民众，都将这些事实看在眼里。中国在非洲是一种友善的存在。 中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都不同，但是，哪怕是处在同一文化和政治环境的人，看待事物的眼光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有些西方国家看待中国的视角是片面的，并且将中国的发展定义为“锐实力”，也是没有真凭实据的。非洲的国家民众亲眼目睹了，中国在非洲到底是在以“锐实力”的形式影响他们国家，还是以实际改善民众生活条件的方式，推行互惠互利的政策。 要让中国的“成功故事”被更多非洲民众所接受，甚至被更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众所接受，就需要让这个“好故事”有更多符合他们文化习惯的元素和思维。 每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不可能只有好的一面，总伴有不好的一面，而这一面也应让世人看到。有时候，塑造得太完美，很容易被人认为是虚假的。外界对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后来如何纠正错误，可能更感兴趣。广大发展中国家和非洲国家都需要中国的经验。讲故事时可以实事求是地从问题开始，逐渐过渡到中国的收获和成绩，这能让人觉得更真实。 此外，要被非洲国家或者中国以外的国家接受，就需要站在各个国家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同时，要加入这个国家的专属元素，用这个国家的语言习俗和表达方式去讲述，这样对象国的民众才更容易懂得中国的“好故事”，明白能够从这个故事中学到什么。这个故事还应从小事件、小细节、小人物开始说起，如果拿数据来讲大道理，很多人可能缺乏倾听的意愿。 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认为中国的“好故事”在对外传播中最大的问题存在于形式上。故事得脱离传统宣传的思路，对外传播不要简单强调以提高中国“软实力”为目的，而应以表达“真诚希望改变世界上因为欠发达而造成的问题”为目的。除了对中国成功经验的骄傲外，还要以真正地为世界上处于贫困状态的人民着想，真正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来促进传播。目的和态度的改变，将带来接受度的改善。 如果让我来设计一个讲述中国故事的脚本，我会选择讲述小村庄的一户家庭近40年的故事。首先从他们长辈的生活状态开始，到父母前往北上广打工的故事，再到他们自己创业打拼的故事，再到他们的孩子受到高等教育成为高新技术人员的故事。一个普通家庭的命运在40年里发生根本性改变，同时这个村子慢慢地发展成发达的城市规模，以及医疗、教育、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改变。 一个普通的故事能够让人懂得，其实这个改变的过程很痛苦很漫长，但是只要努力，一切皆有可能。（本文作者[索马里]和丹，系浙师大非洲研究院东非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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