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和”“战”哲学：“能战”方能“止战”
毛泽东的“和”“战”哲学：“能战”方能“止战” 选自《新周报》2018年第43期P31 1937年8月,毛泽东在其名篇《矛盾论》中提出一个论断:“战争与和平是互相转化的。”战争可以转化为和平,和平也可以转化为战争,但这都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这是毛泽东从哲学的高度剖析的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是毛泽东通过分析中外战争史得出的结论，是中国革命战争经验和世界战争经验的深刻总结。 和平时期要警惕战争危险1924年开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启了国民大革命的新局面。1926年11月,北伐军在江西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后,蒋介石的反共活动就已经开始日益公开化了。1927年3月中旬，他指使青红帮流氓捣毁左派占优势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九江总工会;3月下旬,又指使暴徒在安庆捣毁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安徽省党部和总工会、农民协会。在这种情况下,党内一些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背叛革命只是时间问题了。但是，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不以为意,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了右倾的错误方针；甚至在1927年3月底还提出“要缓和反蒋”。这使全党放松了警惕,误以为局势不会发生突变。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随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也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又把汪精卫看成国民党左派,对其无原则退让。结果,汪精卫也很快倒向反革命阵营,以“分共”名义正式同共产党决裂,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共产党被一巴掌打在地上,摔得很惨。对战争丧失应有的警惕,还有一个典型例子,就是20世纪30年代初，英、法等国对法西斯主义采取的绥靖政策。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在经历了空前经济危机后,在欧洲和亚洲分别出现了德、日两个战争策源地。但是,面对不断挑战一战后国际秩序的日本和德国法西斯,英、法等国出于本国利益,一味姑息、纵容,奉行绥靖政策,缺乏应有的警惕性,最终引火烧身。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将日本的侵略行径诉诸国际联盟(注:一战后成立的国际组织),“国联”并没有对日本采取任何有效的制裁措施，进一步助长了日本在中国扩大侵略的野心。1935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1936年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对这一连串的侵略扩张行径,英、法等国仍袖手旁观。1939年9月1日,德国闪电袭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0年希特勒在西线发动闪击攻势,英国溃败,法国投降。英、法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1939年爆发的,可是,毛泽东在1937年写作《矛盾论》时就已经指出:“现在的世界和平局面也可能转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表面上得到缓和,暂时获得和平；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一战中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后,又进一步激化,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毛泽东还有一次关于战争的预见。早在1916年7月,毛泽东在给友人的信中分析认为,日本是中国的劲敌，中日之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他提出:“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从1916年到1937年全国性抗战爆发,正好相隔20年左右。 争取和平需要敢战善战当战争或战争挑衅已经发生时，如何对待战争呢?毛泽东的回答是，必须以战止战,“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1938年10月以后,抗日战争逐渐转人战略相持阶段。这时的国民党，一方面仍然留在抗日阵营内,另一方面又不愿坐视共产党军队的一步步壮大,于是提出“防共、限共、溶共的主张,并且不断挑起与八路军、新四军的摩擦斗争。对此,毛泽东提出要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此原则指导下,从1939年冬至1943年春,中共中央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先后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三次反共高潮。特别是在1943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期间,中共中央一方面在军事上积极部署,作好自卫反击准备;另一方面又在政治上进行反击,公开揭露国民党的阴谋,使得第三次反共高潮在尚未发展成大规模武装进攻时便被制止。在对待日本侵略者的问题上,毛东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也高超地运用过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1945年8月，日本宣投降,抗日战争取得全面性胜利。但是,看似和平的背后,依然有一些负隅顽抗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勾结国民党方面的反动势力向我军新防区发功攻击。抗战胜利后,敌我关系、国共两党关亲以国际关系,极为复杂:毛泽东曾说过:“我们的军队不去打，敌伪就不缴枪”。在新四军防区,就有这的事。据《新华日报》报道:盘踞江苏高邮的有千余名日军,对我解放区威胁尤大,“敌寇投降迄今,国民党反动派不但不收缴该地区之敌伪武装,反而三令五申的饬所驻敌伪除加筑工事外，并不断向我淮南苏中等解放区骚扰。”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批示精神,1945年12月19日至1946年1月初，华中野战军第七、第八纵队以及苏中区等部队在粟裕指挥下,向盘踞在江苏高邮一带的日军和伪军发动进攻，一举歼灭日伪军1.2万余人,以完全胜利,结束了对日军的最后一次战役。 维护和平离不开军事斗争准备在和平年代,如何正确处理和平与战争的辩证关系,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反复思考的问题。毛泽东对战争的基本态度是: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从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出发,多次表达过自已的态度。1955年1月28日,芬兰首任驻大使孙士敦向毛泽东递交国书。在谈到国际形势和战争危险时,毛泽东说：“我们有两条：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1959年3月13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伊斯。当被问到为什么中国人不害怕战争时,毛泽兑:“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你害怕有什么用呢?你怕也好,不怕也好,战争反正到来,你越是害怕,战争也许还会来得早一些。因此,我们有两条:第一条,坚决反对战争;第二条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打仗,我们就同它打。把问题这样想透了,就不害怕了。”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强调在和时期要有“两手准备”,既要争取和平，又要进行战争准备。特别是到了60年代前期.国际形势出现新的动荡,美国对越南北方的战争逐步扩大,中国周边形势逐渐紧张。因此,毛泽东强调要把备战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有些同志提出,天天讲战争,最后战争又没有打起来,那岂不变成了周幽王起烽火?对此,毛泽东提醒人们,做好准备,最后是有可能战争并没有来;如果战争真的来了,而我们没有作准备,那就“后海无及”了。我们争取不打,但是应该设想最坏的情况，立足于打来作准备,而不是立足于打不起来,那样才能有备无患,争取主动。为了备战,毛泽东提出要搞三线建设。他认为，三线建设是备战的一个重要举措，搞好大三线、小三线建设，面对战争危险就会比较主动。1964半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风趣地说:“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子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毛泽东之所以这样强调三线建设问题,就是因为他一贯主张的,要从最坏处作准备。1965年4月，毛泽东在听取贺龙等汇报车事工作时,这样告诫大家:“世界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在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过程中，毛泽东关于战争与和平互相转化的辩证法思想,始终在提醒和教育着这支军队。这一思想，在今天仍有重要启示意义。(据《党史博览》戚义明/文) 附录: 朝鲜停战协定是打出来的1951年6月,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了整整一年,美军接连遭受中朝军队的打击,伤亡惨重。在国内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美方不得不接受中国关于停战谈判的建议。但是,美国并不是真心想谈判，他们从谈判一开始,就采取拖延和破坏的政策。在讨论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建立非军事区时,美方以他们占有的海空优势应该在陆上获得补偿为由,要求在双方目前战线以北18公里至50公里处另画一条新的军事分界线。在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美方又接连制造事瑞：在板门店地区射击中朝徒手人员;武装侵入中立区,袭击中朝方面军事警察;甚至轰炸我方代表团住所。这些使得停战谈判无法继续而陷于中断。为了推动谈判继续进行，我方对于美方不断升级的挑衅和破坏活动,立即给以坚决、果断的回击。美方被迫于1951年10月,重回谈判桌。经过半年多的激烈争论,双方终在确定军事分界线、实现停火和监督停战等问题上达成初步协议。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美方坚持无理要求，谈判再次陷入僵局。为了加速战争的结束，1953年5月到7月间,中朝人民军队连续发动三次夏季攻势,将战线南移,使美国感到战争拖延下去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损失。这样,在战争形势更加不利的情况下，美国侵略者不得不在7月于板门店同中朝方面正式签订军事停战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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