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从边缘走到中央”
选自《参考消息》11月29日报道（文/宋宇 田宝剑 黎淑同） 中国的外交归纳起来，就是一个‘和’字。”曾任中国驻亚欧多国大使、外交部发言人的孙玉玺回顾自己40年外交生涯时，对中国外交作出了这样的评述。在外交部工作期间，孙玉玺走遍了五大洲，去过138个国家，亲历并见证了中国从打开国门、对外开放到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一步一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全过程。
在改革开放迎来40周年之际，孙玉玺大使接受参考消息网专访，向记者讲述了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外交鲜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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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7月15日，时任中国驻印度大使孙玉玺（右）向印度卫生部长、印红十字会主席拉莫多斯转交中国红十字会向印度海啸灾区捐款的支票。（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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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8月2日，阿富汗过渡政府副总统沙拉尼与时任中国驻阿富汗大使孙玉玺在中国援建的喀布尔共和国医院开工仪式上揭幕。（资料图片）
改革开放乃“得道者多助”
《参考消息》：1978年，中国启动改革开放可以说是一场划时代变革。您亲身经历了这一历史性转变，请谈谈当时的时代氛围。
孙玉玺：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1982年，巴基斯坦时任总统齐亚·哈克到访中国，当时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一举一动关系到巴基斯坦的前途和命运。我当时作为记录员参加了双方会谈，记得哈克见到邓小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能走多远？邓小平回答，改革开放不走回头路，会一直坚持下去。他有信心中国的改革能够成功。
为了向哈克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一定能成功的原因，邓小平引用了《孟子·公孙丑下》篇第一章。当时邓小平环顾四周，问谁能将这篇文章背诵出来。全场就我举了手，背诵了全文。邓小平向哈克解释，文中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指的就是群众基础。今天我们坚信改革开放这条路，是因为有民众的支持。老百姓有了好生活，什么力量都不可能让他们回头。哈克听了频频点头。
外交重点归于“和”字
《参考消息》：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和时代主题作出新的科学判断，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这给当时中国的对外政策带来哪些影响？
孙玉玺：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为世界和平作出了卓越贡献，中国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整个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应该说“我们谋求了共同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外交重点围绕一个“和”字，这个“和”字可以用三个词来解释。
第一个词是和平发展。中国提倡维护和平，这不是一句空话。我曾受政府委派去过三个战场——阿富汗战场、柬埔寨战场和科索沃战场。上世纪80年代，中国在阿富汗帮助当地人民反对外来侵略斗争，最后帮助阿富汗赶走了苏联侵略者，走上了恢复和平的道路。第二个战场在柬埔寨，上世纪90年代初，旨在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巴黎和平协定在联合国监督下签署。虽然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但联合国在柬埔寨的维和行动已然开始。我是中国派驻柬埔寨代表处的主要官员之一，协助联合国为柬埔寨战争降温，并监督全国大选顺利进行。那也是中国首次对外国派出维和部队。最后，通过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密切合作，柬埔寨问题在各方的努力下得以解决，恢复和平并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中国的态度是坚决反对。在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时，我曾经作为政府专门小组的副组长参与处理此事，从踏上那片土地到上飞机离开，总共60个小时，回答了上千个问题。
在这三个战场的工作经历让我深切体会到，对于所有的战争，中国的基本立场从来都是要制止战争、恢复和平。一旦恢复和平，中国就立即参与到重建工作中，为当地的经济民生发展贡献力量。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
第二个词是和睦相处。从外交角度来说，与任何一个国家交往首先求的是和睦相处，站在积极的、建设性的角度去处理与他国的矛盾。我曾在欧洲工作十年，我在那里见证了中国朋友圈的不断扩大，各项合作进展顺利。我们对周边国家提倡睦邻、安邻、富邻，就是我们要跟中国的邻居搞好关系。当年我们与印度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一条就是和平共处，这是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要求，也成为指导国家关系的一条重要的国际关系准则。
第三个词是和平统一。严格来说，和平统一指的是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另外也包括新疆和西藏的分裂问题，这些都在和平统一的内容当中。虽然和平统一是我们的内政，但它在外交当中占很重的分量，一些国家曾经对我们的和平统一形成干扰。比如台湾问题之所以在解放战争之后未得到及时解决，就是由于美方的干预。我们到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跟他们解释台湾问题的由来，并希望所有与我们建交的国家，都理解中国对和平统一的需要，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为外交谈判的先决条件。在这方面，我们在外交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日臻成熟。
扮演世界引领者角色
《参考消息》：您的外交生涯从改革开放之初一直持续到今天，对于我国国力的增强和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变化，您有什么切身的体会？
孙玉玺：回想起我任外交官初期的时候，我感觉中国更多的是团结一帮“穷哥们”。我们过去有句话，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紧密支持中国的往往都是一些“穷哥们”。当时我们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毛泽东也曾经说，这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上世纪50年代我们搞亚非会议，团结的也是一些新独立的亚非拉国家。那个时候，一些国家，特别是西方大国，看不起我们，我们自己也是一穷二白。现在，形势已经发生改变，正如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们现在已经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坚持全球化，坚持自由贸易，坚决维护国际贸易体制，已经扛起维护国际机制的大旗。
过去我做外交官的时候，许多国际会议，比如联合国大会，我们坐在台下，甚至坐在后排，发言没有我们的份，或者说我们发言引不起别人的注意，提的建议也不一定得到采纳。但现在情况变了，现在我们不仅坐在前排，我们还站上台主持会议，比如2016年的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由我们来拟定议题，发挥主导作用。此外还有上海合作组织，以中国的城市命名、由中国发起成立。再如金砖国家峰会，与东盟的“10+1”和“10+3”，与中东欧、欧盟、非洲、拉美等的合作或者对话机制。在这些机制当中，中国都扮演着引领者的角色。会议开始，代表们到场后都在猜测中国领导人讲话会提什么方案，会有什么新观点。我们提出来后，大家就结合自己的情况深入讨论。
睦邻合作共创亚洲世纪
《参考消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一直较为复杂，比如印度，既存在边界争端，也有紧密的经贸往来。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如何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
孙玉玺：我当年赴印度出任大使的一大任务就是将中印两国之间的关系再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如何推高？我当时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搞“中印友好年”，从文化的角度进一步加强两国互信，拉近双方的关系。
为什么中印关系如此重要？首先，放眼全球，要想找一个与中国共同点最多的国家，那就是印度。双方都是发展中国家，全球范围内人口超过10亿的国家只有中国和印度。两国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如消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都十分相似。另外，两个国家都在亚洲，分别处于世界屋脊的两侧，有着悠久的友好交往的历史，发源于长江黄河的中华文明和印度河恒河流域的印度文明始终在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中国也吸收了印度文明的许多元素，比如佛教虽起源于印度却在中国发扬光大。两国几乎同时获得独立和解放，新独立的国家在很多国际关系准则方面的考虑都相似，这不是权宜之计、偶然现象，而是基于两国对于独立自主、对于发展的需求和愿望的考量。
玄奘在印度是十大德之首，以往只要是中印两国领导人交往，玄奘都是必谈的话题之一。因此，我们就有了将重修玄奘纪念堂作为“中印友好年”重头戏的想法。玄奘在印度家喻户晓，连小学课本里都有关于他的历史故事。印度民众对玄奘的认知比中国人更贴近现实和历史。他们知道他是中印友好交流的使者、伟大的佛教学者、旅行家和历史学家。2007年2月，玄奘纪念堂修复完善工程全面竣工，中印双方举行盛大庆祝仪式，中印两国的关系也得到了从国家到民间的全面提升。
中国的另一个邻国阿富汗在历史上多灾多难，曾受殖民主义统治，与周边邻居都有些磕磕绊绊，唯独中阿之间从来没有过历史上的伤痛，保持着长期友好的记录。
在我出任中国驻阿富汗特命全权大使期间，中国第一项援助阿富汗的工程是重修了阿富汗帕尔旺水利工程。帕尔旺省省长阿曼·阿明尼对我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你们中国人来，我们从心底感到亲切。中国对我们的意义与其他国家都不一样。”在历史上，阿富汗的苦难都是大国带来的，最早是英国人，三次入侵阿富汗，这些年他自己亲历的是苏联人，到处都是坦克装甲车，天天打仗，带来了灾难。后来美国人来了，到处扔炸弹。“只有中国人来了，我们知道，中国人将给我们带来繁荣与发展，生命之水要流动起来了。”
“一带一路”兑现中国承诺
《参考消息》：在您的外交生涯中，所驻国家多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国，您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这些国家来说有哪些现实意义？
孙玉玺：“一带一路”最初的65个沿线国家和地区我都去过。在我看来，“一带一路”是现阶段中国根据自身的实力以及当前世界的政治经济形势对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
“一带一路”为什么受到广泛欢迎？我认为有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认识到，改善基础设施是发展经济的必由之路。
第二，在拥有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应进一步互联互通。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中国一直强调与世界接轨。
第三，共商共建共享。中国注意与其他国家进行深入细致的商谈，确定双方开展的项目是当地人民需要的、欢迎的。大家共同投资，取得成果后共同分享。
第四，与当地的发展规划对接。首先了解沿线国家如何规划自身发展，评估双方是否在某些方面展开合作共赢。
中国秉持这些原则正是吸引如此多国家参与“一带一路”的原因。
“一带一路”倡议虽然是中国提出来的，但并没有只考虑中国利益，而是心系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与稳定。通过改革开放40年的努力，中国已经富起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没富起来之前，邓小平就对世界作出许诺，只要中国发展起来，我们一定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一带一路”就是我们兑现自己承诺的方式。
综合来看，“一带一路”倡议至少体现了中国的两条重要经验。一是基础设施建设。中国老百姓常说，要想富先修路，这形象地说明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中国从擅长的基础设施建设入手，力争在所有基础设施不完善的地方加强建设，然后谋求发展。二是互联互通。我们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需要跟世界接轨，因为世界发展到今天，一个国家关起门来自己干是没有出路的。所以中国提倡基础设施建设，也是要把整个世界互联互通起来，这样生产资料才能实现最合理的配置，劳动力也能有互联互通的机会，这样各个经济体也可以实现相互促进。
“一带一路”倡议现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接受与欢迎，同样中国今后的发展也将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这一倡议。当下，“一带一路”从地图上看还是一条条线，六条经济走廊是六条线，未来我们将把这些线串联起来，变成一个世界范围的发展网络，那将是一个全球化的前景，也是世界更加密切沟通的全景。
外交官简介：
孙玉玺，职业外交官，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伦敦经济学院。曾任中国驻阿富汗、印度、意大利、波兰等国特命全权大使，外交部阿富汗事务特使、外交部发言人。现任外交部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中国波兰友好协会会长。曾随同中国国家及政府领导人出国访问60余次，足迹遍及138国。著作有《山国风采》《菩提树下》《解读印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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