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芝到阿尔斯通，美国“厚黑”早有劣迹
从东芝到阿尔斯通，美国“厚黑”早有劣迹选自《环球时报》2020年9月30日报道 【环球时报记者 黄兰岚 李俏 林小艺 张倍鑫】从频频打压华为，到试图强夺TikTok，美国针对中国科技企业的做法赤裸裸地展现出其无赖与霸道做派。这样的画面让很多人依稀有熟悉的感觉。不奇怪，一方面标榜自由市场、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动用国家力量对外国优秀企业“围猎”，美国在此领域早有劣迹。过去的几十年里，日本东芝、法国阿尔斯通等知名企业都曾成为美国打击的目标，并因此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痛。只不过相比之下，现在针对中国科技公司，美国政府找的借口更加意识形态和政治化。
一 “东芝事件”，逮捕、谢罪、制裁 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迎来其半导体行业的“黄金年代”。日本半导体技术和产能飞速提升，一跃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半导体芯片供应方。1987年，日本DRAM（动态存储器）产品全球市场份额达约80%，一时风光无两。 由于那时美国对日本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1985年达500多亿美元），包括DRAM在内的大量日本科技产品涌入美国市场，使得美国社会沉浸在对日货既追捧又敌视的复杂情绪里。里根政府反复指责日本窃取知识产权、向美市场倾销商品，迫使日本于1986年签订《日美半导体保证协定》。 彼时的东芝、日立等，作为全球半导体行业的佼佼者，给美国同行带来巨大压力。1982年，美国政府以产业间谍罪逮捕日立及三菱员工，指控他们涉嫌窃取IBM的技术，而真相是美方通过钓鱼执法打压日本企业。1985年，东芝秘密向苏联出售四台精密机床一事被当事人之一——日本和光公司的熊谷一男揭露，这也成为美国出手收拾东芝的绝佳理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纠集成立一个名为“巴黎统筹委员会”的机构，其宗旨是限制成员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精技术。以此为据，美政府声讨东芝，指其对美国家安全构成威胁。1987年6月，美国通过东芝制裁法案，取消一系列采购合同，并禁止东芝的所有产品向美出口2至5年。 不仅如此，东芝机械公司铸造部和机床事业部的两名部长被日本警方逮捕，随后，包括东芝董事长和总经理在内的数名高管辞职。东芝被迫投入1亿日元在美国主流报纸上刊登“谢罪广告”，声誉严重受损。据称，东芝集团内部的许多技术文件，也被美国中情局以调查为由带走。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987年6月30日。那天，在国会大厦前，面对电视镜头，数名美国议员要求禁止进口东芝产品，他们轮番举起长柄大锤砸向一台东芝牌收音机（右图）。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东芝有“错”在先，美国的大棒却挥得颇为“灵活”。1987年10月，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称，挪威警方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除东芝外，“巴统”其他几个成员国如法国、意大利和西德等的公司，也曾向苏联出售过精密机床等先进军工设备，但这些企业似乎未像东芝那样受到美国的严厉制裁。 其实，“东芝事件”更准确说是“东芝—康士伯事件”，和东芝一起向苏联出口相关产品的还有挪威企业康士伯，但美国将全部精力放在了东芝身上。有日本官员事后回忆：“没有人像要求抵制东芝产品那样，去抵制挪威的康士伯……不仅是因为东芝犯了错，而且因为它是一家日本公司。” 英国历史学家迈克尔·希尔在其著作《剖析恐惧：美国的“黄祸”政治（1980-1993）》中分析称，美国政治受对日贸易逆差影响甚大，两党都将日本汽车和电子行业崛起视作对付对方的“楔子议题”，“痛击日本”在那时能获得广泛共鸣。或者说，美国制造业在衰落，而政客们很容易将日本指为“罪魁祸首”。“名义上是惩罚东芝‘违规行为’，实际是打压日本经贸与高科技竞争力，扭转美日经济与技术竞争中美方的不利势头。”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副主任卢昊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东芝事件”给日本政府及经济界留下一段惨痛经历，时至今日，亲历这段历史的日本人在看到美中贸易战与科技战的现状时，都会有一个相同的感受与说法：美国人一向是这么干的，只是换了不同的对手。 该事件过后，东芝半导体业务持续衰落。这家曾经全球数一数二的芯片巨头，最终在2018年将其芯片业务出售给美国并购公司贝恩资本，黯然退出芯片制造行业。
二 肢解阿尔斯通，美国人设的局 去年5月，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办公桌上的一本书引起广泛关注。这本名为《美国陷阱》的书以法国名企阿尔斯通（Alstom）的遭遇为例，揭露美国对外国企业巧取豪夺的黑幕。人们发现，美国当年对付阿尔斯通的一些动作，和它今天打击华为的手法如出一辙。 被誉为法国“工业明珠”的阿尔斯通，曾长期在水电设备、核电站建设、交通运输和能源等多个重要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世界上每4个灯泡中，就有1个的电力来自阿尔斯通技术”——这句流行一时的话虽已难核真假，但不难看出阿尔斯通强大的实力。 然而，当阿尔斯通逐渐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与美国通用电气产生竞争后，华盛顿将手伸向了它。2013年4月，时任阿尔斯通集团锅炉部全球负责人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赴美公务旅行时，在纽约机场被美国警方以涉嫌商业贿赂逮捕。美国方面调查认为，2002年阿尔斯通在印度尼西亚拿项目时有行贿问题。 随后，美司法部门向皮耶鲁齐施压，以“认罪就能很快被释放”等威逼利诱，之后又逮捕了阿尔斯通的几名高管，向他们同样发起“坦白从宽”或“牢底坐穿”的心理攻势。在阿尔斯通方面认罪后，美国以《反海外腐败法》重罚阿尔斯通7.72亿美元，这也是当时美司法部门对外国企业开出的最大一笔罚金。紧接着，通用电气与阿尔斯通达成协议，收购后者的电力设备业务，将这一世界工业巨头“肢解”。 对于自己何以突然被捕，皮耶鲁齐一度百思不得其解。2014年4月，得知通用要并购阿尔斯通能源部时，他终于“恍然大悟”——原来，这是美国司法当局与相关企业联手做的“局”。皮耶鲁齐在书中称，阿尔斯通总裁科龙为逃脱美国司法诉究，决定把美国人一直觊觎的能源部出售给通用集团。 在《隐秘战争》一书中，法国学者阿里·拉伊迪曾对这个“局”有所描述：当皮耶鲁齐在监狱里苦苦等待时，科龙通过极为秘密的谈判交涉将该公司的能源部门出售给了通用电气。美国对他的这一决定可谓欢迎之至。美国司法部的所有要求都得到了满足。美国政府的胃口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阿尔斯通不得不专门设置一个部门，负责响应美国政府对信息的需求。 阿尔斯通案是美国司法“长臂管辖”的一个典型例子。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无论当年打压阿尔斯通，还是现在针对华为，美国对外国企业下手时往往行使其“长臂管辖权”，只要后者与美有丝毫人员或业务关联，它的“法律长臂”就会“明晃晃”地伸过去。 对于美国伸向法国企业的“长臂”，法国人一度没太多感知，一些议员甚至认为没有必要特意去维护“资本家”的利益。或许正因为如此，法国前经济情报官员阿兰·朱耶称，阿尔斯通案“是美国人的一次伟大和巧妙的行动”，“天真的时代已经结束，法国精英们必须觉醒，才能避免丧失我们的经济主权”。 受阿尔斯通案推动，法国议会一些议员开始调查美国法律会对法国企业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美国人是否另有所图。2016年，法国议会通过《萨潘第二法案》，据此可在法国追究、判处在国外犯有腐败罪的企业领导人。换句话说，法国希望美国停止“漫天要价”，如果法国企业的腐败属实，那么应该由法国人自己来反腐。
三 如何应对美国的“数码斩首” “不管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当总统，美国为维护经济领先地位都会利用同样的手段。它会用尽一切手段来捍卫这一地位。”去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阿尔斯通案的关键人物之一皮耶鲁齐曾这样说。 这一说法很容易验证。过去十年间，美国已对数十家大型外国公司采取了域外法律行动。2016年底，美国《福布斯》杂志算了一笔账，即美国“追捕”违反其《反海外腐败法》的企业所获回报：2008年收获26亿美元罚款，2016年收获约23亿美元罚款。“有趣的是，这两年分别是小布什和奥巴马总统的最后一年任期。”这篇文章写道。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所首席研究员张茉楠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已将“华盛顿共识”抛诸脑后，以自由主义之名行科技霸权之实。“一方面要求其他企业遵循自由市场、公平竞争，一方面当自身利益受到威胁时就搞权力主义，将（本国）法律凌驾于市场秩序和企业的正常经营之上，用各种手段排挤外国竞争者。” 在复旦大学国际问题学者沈逸看来，美国将其本国法律适用于世界任一地方，“想管就管”，是标准的霸权行径。“相当于美国政府既当裁判，又亲自下场比赛，还能自行判定它的所有违规行为都是合法的。”沈逸说。 更令人发指的是，不同于当年阿尔斯通的认罪，美国迄今无法拿出明确证据来支撑其对华为的指控。“如果说华盛顿当初打压阿尔斯通还讲点法律依据，现在它对华为的所作所为则已跳出现有法律框架。”崔洪建说，“‘因为中国是敌人，所以不能用它的产品’——特朗普政府现在用这个逻辑去说服盟友们。这是典型的政治化操作。” 如今，看到华为、TikTok的遭遇，中国不少科技公司开始担忧，美国的大棒会不会有一天也落到它们头上？对此，不少学者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摆脱压制，中国必须在维护当今全球化经济中已有国际合作的同时，着力突破核心技术瓶颈，确保产业供应链的安全，从技术和市场上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只有自己做大做强，才能不惧美国的战略牵制。”一位学者说。 “对华为的‘数码斩首’是美国实力令人震惊的展示。只要美国总统一时冲动，任何其他中国科技企业都可能遭受这种命运。”《纽约时报》近日的一篇文章写道。但该报担心，华盛顿将供应链武器化的做法，会推动盟友和对手减少对美国产品的依赖。此外，华盛顿的影响力更多反映了美国过去的成功，现实是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正在减弱。 对于已经或计划开拓海外市场的企业，崔洪建建议充分了解并遵守相关的国际及美国国内法律和商业规则。他认为，当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践踏这些法律和规则来打击中国公司时，有关公司可以通过对法律的熟悉掌握来对其进行牵制，如TikTok不久前宣布起诉美国政府。即使难有胜算，但至少能获得一些国际舆论支持，“毕竟，有不少也吃过亏的企业和你同病相怜”。 此外，当遭遇美国无赖打压时，沈逸认为相关企业应将自己置于本国政府保护之下，“而不是试图撇清关系”。他同时建议中国政府形成自己的政策工具箱，和走出去的企业形成良好互动，以更好地保障企业在海外的合法权益。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