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最先进：习主席中国思想学会正名总策划公告（9号）
全球最先进：习主席中国思想学会正名总策划公告（9号）俄华智库中国芬笙山人工作站2021年6月28日 于高山（市）中西方博弈“二三”事以下选自《环球时报》2021年6月28日 一唱衰中国中共者是在自我安慰和壮胆 随着中共成立100周年大庆日子的临近。美国等西方国家舆论机器对中共的攻击也集中推出，试图扰乱国际社会时中共领导国家所取得成就的认识，给中国的发展模式抹黑，破坏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
他们的一个突出论调就是中共“在焦虑中迎来100岁生日”。那些美西方舆论机构极力给中共执政贴上“不稳固”“不自信”的标签。这样的阐述殊为可笑，它们更像是美西方舆论精英在本国社会信心严重流失时代的自我安慰和壮胆。
现在究竟是中国焦虑，还是美国和几个铁杆盟友焦虐？华盛顿现在从白宫到国会山无论谈什幺事情几乎都要扯上中国，他们表现出对中国事务变态的关注，好像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与中国竞争。
而且华盛顿左一个“不许中国主导世界的未来”，右一个“不能由中国制定21世纪的规则”，他们说这话的背后心理就是担心中国会形成可以抗衡美国的力量，与中国竞争这，竞争那，他们如果真认为社会主义中国已经“风雨飘摇”，那就等着这种瓦解自行发生好了，他们还如此着急什么?
很多美西方政治精英热衷于攻击中共，一方面欺骗世人，一方面陶醉自我，然而中国的前进又是如此有力，内部矛盾和问题的化解娴熟而有序，眼看着中国在一步步追赶上来，他们预感到自己对中国的一些主要认知可能出了问题，未来的竞争形势很可能是另一种情形，因而不忍放弃的傲慢和难以抑制的焦虑混乱地交织在一起。
我们必须要告诉那些盼着中国垮台的西方精英．他们离中国的现实越来越远，正在变成被时代甩下的一群可怜虫、今天是中国人民的自信达到前所未有高度的时候。中共获得的支持和爱戴不是宣传来的，而是巨大成就坚实累积起来的。
中国人民越来越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真正的富强之路，对西方制度的幻想被一拨又一拨事实逐渐驱散。新冠疫情危机中美国的拙劣表现以及最近几年美国对华恶毒打压尤其教育了中国人民，没有中共的坚强领导就没有中华民族的未来。中国也将被美国和盟友长期压制、欺凌甚至肢解。这是令天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认识和信念。
只要有中共领导这个国家。美国就休想纠集盟友搞垮我们。就休想遏制住中国的发展．这同样是中国人通过这几年斗争得出的坚定结论。如今的中国社会不仅适应了美国的战略排挤，而且对华盛顿的混乱出招有了越来越多的蔑视，嘲笑华盛顿的反华表演和美国国内的治理乱象成了中国舆论场相当普遍的韵律。
中国人不仅对西方的体制不再有幻想，对美国的对华战略善意同样不再有幻想，我们知道坚定团结在中共周围走自己的路，这是通向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坦途。美国的政治形象在中国人心中坍塌了，它开始在很多方面成为了中国人眼里的“反面典型”。这也不是因为官方宣传的推动，同样是一件件事情累积形成的认知转折。
可以肯定地说，对于中国人来说，美国这个“灯塔”已经熄灭。美国一些精英对中国的传教心理也该彻底改变了，他们既不再有道义资源塑造中国人的认知，也没有力量对中国实施他们所希望的政治改造。接受一个与他们不一样的中国并与之合作共存，这是他们唯一理性和可行的与中国相处之道。
二西方一元论的历史叙事是荒谬的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欧美国家的中国问题专家在观察中国时，更注重的是古代中国，而对现实中国表现得兴趣寥寥。进入新世纪前后，赞誉当代中国发展成就的声音有所增多，但近年来，这两种观察角度又随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强大而都成为旧事，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在“民主／专制”概念范畴内将现实中国异已化为羡西方的时立面。
这种以国家制度差别为话语、以敌我区分为核心特征的政治意识形态。曾是冷战期间的典型政治语言，它的另一重要特征是构设了一种国家和政治发展方向与标准的唯一性，既认为只有符合某一种标准、某一类价值的国家和政治发展，才“符合人类文明发展潮流”。作为一种曾服务于美苏竞争的政治语言，它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也转化成一种学术话语，即以“现代化”“政治制度”“民主转型”为主要指标和核心概念的政治学理论范式，这在美国表现得尤为明显，或者说主要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
20世纪后期以来一段时间，可能由于美国一度具有的独步天下优势，以及西方国家看起来不可撼动的强势地位，这种以唯一性为特征的知识范式曾经有所淡化，而对以多样性、复杂性、整全性来评论国家与政治发展表现出一定尊重。然而，随着美国霸权衰落、西方国家自身遇到的麻烦增多，以制度差别来界定国家交往的套路重新被激活．它不仅体现在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对外官方交往中，也开始体现在欧美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其表现是因“制度差别”而鼓噪所谓“中国威胁”，热衷于将中国描述为所谓“民主、人权”事业的反面。
以“妖魔化”他者为目的的观察方式，不过是近代以来“欧洲中心论”在当代的翻版、美国汉学家包华石(Martin Powers)指出，自启蒙运动以来，走不列颠帝国的崛起促进了本土的稳固与其他地区的妖魔化对于“现代性”的诞生。西欧国家普遍觉得人人有份，但英国学者艾伦·麦克法兰却认为，“现代性”的那些特征早在11世纪就曾在英格兰发生，并在16、17世纪后逐渐达到成熟状态，其他欧洲国家的“现代转换”不过是后来学习英国经验的结果、对其他国家在发展水平和道德形象上进行矮化，近代以来曾流行于欧洲内部，其后又随欧洲对外殖民扩散至更大范围
这种有着深厚历史传统的偏见，在当下围绕中国的话语构造中又有不少新的表现比如．“中国沾了全球化的光”就是近年来不断被西方使用的说法，20世纪70年代晚期以来中国在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良好发展被描述成是中国“利用”了美国，似乎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潮流是美国主动向中国学雷锋做好事，美国自身为了拉拢中国对抗苏联的动机、中国民众所付出的努力、美国得以向中国收取“铸币权”而形成的低成本生活红利，统统被放在一边不仅如此。最近几十年来，世界多数国家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
为什么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取得像中国那样大的成就？显然，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主要是中国自身努力的结果，外因当然也起到很大促进作用，但它不是决定性的。
对其他国家在发展水平和道德形象上进行矮化并由此建立起来的“文明／野蛮”话语，曾为欧洲对世界各地推行殖民、美国在建国前后对印第安人大规模实施屠杀建立了正当性，但这些在今天已被普遍认为是罪恶。这种话术如今被粗暴施加于中国，不过是以往曾经有过的野蛮，再次以“文明”的名义横行于世。正如包华石所言，冷战期间，美国官员将“心理战”定义为“国家有计划地利用宣传和非战争活动来沟通思想、交流情况，以此影响国外群体的观点、态度、情感和行为，进而有助于国家目标的实现”，不少美国知识分子都曾参与其中，其中有些人甚至根本没意识到曾经也做过马前卒。
将中国妖魔化，背后还暗含一个逻辑，就是只有美西方所走的道路才是正确道路。这同样是一种欧洲式自以为足的当代版。启蒙运动时期，意大利哲学家维科就提出一种观念，认为一切民族不论种族起源和所处地理环境如何，都将经历同一历史发展道路，即某一民族的历史是另一个达到更高阶段的民族历史的重复。美国人类学家亨利·摩尔根也表达过类似观念：这种近代以来滥觞于欧美世界的一元论历史叙事是荒谬的，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是在思考未来时对人类想象力的禁锢。直至七十年前，西方国家仍是世界战争的主要策源地和全球混乱的关键成因，谁能保证战后以来短短七十年间西方国家建立起来的制度，就能保障人类的持久和平与持续发展？当代西方国家表现出来越来越多的动荡混乱，所展现的正是其制度建设中的严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求其他国家一起按其设定的模式和步骤去走，那么西方之败也将是全世界之败，这实际是拉其他国家为它们的衰败垫背。
人类文明演进永远不会有完结，因此永远需要对未来开放。而开放的一个关键方面，就是要有不同的制度尝试，当代中国在吸收西方文明长处的同时，又做了一些独特创新，这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不仅不应受到打压。而且应当共同总结经验。
(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三不随美国起舞，也不任由它胡来 认识和理解当前中美关系的关键，是对认知进行有效矫正，克服对美国、中国以及中美关系刻板印象的影响。
总体看，对华战略认知失调，是导致当前美国战略决策以及行动出现变动的关键因素之一。自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回归冷战”成为美国对华战略中一个能够被观察到的比较显著的特点，这种特点，可以看作是美国认知失调的具体表现；简单修改冷战时期对苏联的认知框架，将之套用于中国。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很多战略决策及行动具有“仪式化”特征这种仪式化特征落实到具体的中美战略博弈过程中。就出现非常典型的“复刻战略”现象，即美国在没有真正看懂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的情况下，纯粹遵循华盛顿自己的认知，系统性地机械复刻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的战略。将其用于当下中国，然后将希望寄托于出现当年苏联一样的结果。
对中国来说，如何在新形势下构建能够准确描述正在发生大幅变化的美国新的知识体系，构建，中国对美国的正确认知，是影响中美关系走向的又一关键因素。构建这个新的知识体系的关键，是避免知识体系不适应导致的认知失调，以及在失调认知的基础上，对美国对华战略盲动的“合理化解释”。直白说．美国本来可能做了一个战略上的错误动作，态势对中国有利，然而我们解读时将之“合理化”，建构了一个对中国占据压倒性优势乃至无法反制的“理想化美国”。然后在此基础上出现“自己把自己给唬
住了”。又或者，如果知识体系的主体是建立在欧美精英已有观念基础之上的，那么很可能就会漏过已经发生的重大变化。
基于上述认识，美国对华战略认知出现怎样的失调呢？30年苏联的解体以及冷战的结束，催生基于“新自由主义”认知基础上的错误分析框架；在这个框架下，欧美国家在享受“冷战红利”的同时，无意中陷入所谓“资源诅咒”，即一路高歌猛进后，突然发现遭遇到新的全球战略竞争对手，以远超美国预期的速度和强度，出现在欧美面前，而错误认知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外向归因”。不去反思自己，将问题简单归结为“都是中国的问题”，具体表现在对中国的战略认知上，就是出现这样一个现象：美西方普遍性地认为，中国一定是用了一种美国不知道的方法作弊，或者没有遵循美西方制定的所谓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或者在与美国竞争时直接占了美国的便宜，才实现这种“不科学”的发展。这些美国人的潜台词是，如果找到并制止中国的“作弊方法”，那么中国自然就不会成为美国的战略威胁。
这些美国人探索所谓中国如何“作弊”的方法．至少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人权：人权就是劳工权．西方认为中国通过低人权发展模式实现对西方的赶超，提高中国的劳工成本就可以消除这种威胁，于是持续不断地要求中国劳工权益第一二阶段找的理由是人民币汇率，即所谓操控汇率的问题。第三阶段找的理由是知识产权保护。他们理解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假设和前提是中国这些年的所有发展都是建立在“窃取美国知识产权”之上的。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无论美国的认知如何扭曲。最终能采取怎样的行动，还是要受到一些客观因素制约的，其中带有标志性的是两个：
第一，美国可支配战略资源的相对有限性。
以美国联邦政府国债除以当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所得的百分比，近似描述了美国可支配战略资源的大致发展情况。总体看，1929年到2021年。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以及能够采取何种类型的战略，与这个百分比的变化呈现某种高度的相关性。现在这一比值为106％，达到并略微超过美国参加二战时的峰值水平。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美国战略决策面临的可支配资源的限度，并且解释为何美国对华战略认知扭曲，但真实转化的程度相对还处于可控状态，毕竟缺乏实质性可支配资源的支撑。
第二，客观形成的全球经济相互依存导致的约束性结构。冷战结束30年间全球经济一体化形成的产业链，客观上对美形成制约和牵制。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所谓“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描述的就是中美在全球产业链中形成的相互关系。或许可以用“二元垄断”模型来解释：美国“垄断”的是资本和创新，中国“垄断”的是高端制造，中美双方进行有效合作，则可以在全球范围实现价值创造的最大化。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认为，当前美国的战略决策者，部分或者整体性进入某种建立在错误认知基础上的扭曲状态：他们做出的决策会诱发不断自我强化的战略焦虑，继而在短期内对中美关系构成较为显著的冲击和挑战。
对中国来说，新的应对策略的基本方向也已经比较清晰：假设美国开始陷入某种对华错误认知，那么就有必要假设，他们有很多动作不是有意识的、健康的战略动作。可能是抽搐式的盲动，这时就要采取“不随小人起舞，也不能任由他们胡来”的新策略，守好底线，画出自己的红线。当美国既没有触犯红线，也没有影响到底线，只是进行抽搐和盲动的时候。我们只要坚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既不需要过度解读，“从不合理中找出合理”，也不要过度反应。对研究者来说，意味着需要形成自己一套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和评价标准，然后基于事实。而不是基于继承的观念和固定的框袈，对美国的态势、行动以及中美关系做出判断，从而将对中美关系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入。
(作者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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