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的三种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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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的三种未来

最大“短板”会走向何处？

选自《网上文章》作者：胡波
　　近期，伴随整体关系的下行，中美两军关系也出现剧烈震荡。美军大幅加强在南海和台海周边的军事部署和行动，并拟于11月在南海及台湾海峡进行大规模武力展示。此前的5月23日，美国国防部以中国南海岛礁建设为由取消了对中方参加2018年“环太平洋”联合军演的邀请。9月20日，美国借口中方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系统，对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该部负责人实施制裁。中美是否已经陷入一种愈演愈烈的军事竞争？两军关系将会走向什么样的前景？
伙伴、对手抑或敌人？
　　中美两军关系始终是复杂镜像的集合，彼此看待对方始终都存在是伙伴、对手还是敌人的困惑。即便在上世纪80年代两军关系最好时期，双方相互定义为战略伙伴甚至准同盟关系，但在台湾问题上仍互为敌手。今天，两国战略竞争的激烈程度前所未有，但在反恐、反海盗、维和及其他非传统安全领域仍还是不可或缺的伙伴。
两军关系一直是中美关系的最大“短板”。任何国家的军队都是要准备打仗的，以有能力应对最坏情况的出现，这就决定了军事关系是国家关系中互信度最稀缺的领域。由于在台湾、南海等问题上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中美两国军队规划万一情况下针对对方的军事斗争自然在所难免。而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推进，中美军事能力在亚太局部区域的差距持续缩小，两国关于地区权力分配和秩序走向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在美国将中国正式“锚定”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之后，这类矛盾正超越传统问题成为博弈主线。
中美在安全上的相互防范和军事上的某种敌对决定了两国整体关系发展的“限高”。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两军关系的发展滞后于其他领域关系的改善，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双方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难度。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对此最不感诧异的就是两国军队和防务部门。
事实上，中美关于对手的身份认知在2010年前后就趋于强化。一系列事态也显示，美国将中国看作至少是在亚太地区的头号军事对手，即使中国并未试图直接挑战美国亚太军事主导权。在相当多的中方人士看来，美国是中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保卫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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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面作战新概念：分布式杀伤
即便不考虑意图，中美海空力量对比的缩小也将加剧海上战略竞争。历史经验和权力转移理论都表明，两国力量快速接近的过程中，最有可能爆发摩擦与冲突。整体而言，无论是在质量还是规模方面，中美海上力量差距将会长期保持，但就西太平洋局部而言，两军将有可能在未来形成一个相对均势。国际防务专家一致推测，至2020年前后，中美两军在太平洋地区部署及活动的大型现代主战舰艇都将达到100艘左右，三至五代主战飞机的数量也会大致相当；虽然中国军队在技术实力上仍有差距，但可以凭借陆基“反介入”力量的辐射来弥补海空力量的能力缺陷。与此同时，俄罗斯、英国、法国、日本、印度等其他主要海上力量与中美之间的差距还会继续扩大。这种特殊的国际海上战略格局使得中国在面对美国的战略压力时缺乏折冲腾挪的空间，更易遭受集中防范和制衡。
当前，中美海上战略竞争呈现三大趋势：一是逐步升级。双方海上战略互信日益稀缺，合作习惯和合作螺旋受阻，竞争意识和竞争螺旋加速上升。在美国不断施压挑衅的背景下，中美在南海和台海的军事摩擦和对抗已非常激烈，且仍在不断升级。
二是竞争范围泛化，战略性越来越强。对美国而言，“中国海上威胁”的范围已经泛化，性质高度战略化。以往中美军事竞争主要集中在局部领域和具体议题，两军关系中的负面因素尚没有上升到影响全局的程度。眼下，由于美国将中美海上战略竞争凸显到一个非常夸张的高度，必会使得中美已有的战略竞争进一步加剧，不再局限于东亚近海，还可能扩展到印太甚至是全球；同时，已不仅是军事实力的较量，还可能是涉及地区战略、区域秩序和国际规则的全面博弈。
三是小规模摩擦与冲突的可能性日渐增大。中美海上战略竞争不同于历史上的大国海上战略竞争，能够通过海上决战决胜来快速分出胜负，虽然美国正抓紧准备与中国的战争，但要实施起来并不容易。大概率而言，中美战略竞争将是一场长期的战略相持和消耗。然而，与当年美苏沿柏林墙的对峙不同，中美海上战略竞争在战争与和平间有着大面积的“灰色地带”，这会降低对抗的烈度，但同时也使得竞争变得更加难以管理，小规模武装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如何在海上和平共处？
为避免最坏情况发生，中美两军仍应加强危机管控能力建设，但更重要的是，要做好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进行妥协与合作的准备。
首先，需要就西太海上权力结构达成必要共识。在西太平洋，中美必须适应新的力量对比导致的相对均势权力结构，同时深知自身弱点和短板，谨慎使用力量和能力，克制过于夸张刺激的举动，学会共存共处。基于不得不相互包容和妥协的战略现实，两国在积极赢得竞争的过程中，要有战略自觉，尽快就西太平洋的地区安排进行对话，就彼此战略设想进行实质磋商，就海上军备发展进行军控对话甚至相　　互限制，就该地区权力分配和力量对比形成必要共识，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包容共存的安全架构。
其次，理性处理第三方因素。如果美国真希望与中国就包括南海在内的海洋问题进行战略与政策对话，就需要在主权和主权相关问题上保持克制与低调，为沟通与谈判创造氛围。中国需要更加淡定，不宜草木皆兵，将第三方的任何挑衅举动都追溯至美国因素，从而做出过激的反应。中国还亟需必要的战略自觉，要清醒地意识到，虽然中国本身可能并无与美国在西太进行海上战略竞争的意图，但客观来讲，中国力量的快速增长和维权行动，在美方看来，就是对其海上主导地位和海权的侵蚀或挑战。
最后，共塑包容性的海洋规则和地区秩序。鉴于未来中美都难以在该地区建立或维系主导性的权力地位，因此，亚太地区的海上规则或秩序必须是中美双方都认可的，只能建立在协商性的权力结构之上。这需要中美在长期的海上互动中有意识地加以塑造，双方都必须放弃在西太平洋乃至印太地区建立针对另一方的海上安全机制的愿景和计划。随着中美舰机相遇事件的快速增加，双方还亟需发展出一套在该地区共存共处的军事行动规范。

作者| 胡波，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