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应当寻找真正的共同敌人 选自《环球时报》2019年1月16日 报道 作者:周德武 进入2019,中美关系前景是绕不开的话题。建交40年来,从双方2005年声称中美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到如今“陷入最糟糕时期”,只用了13年。这13年如果用重大事件标注的话,2008年可以说是美国霸权之路的重大转折点,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美国陷入次贷危机,两国国力升降反差大大增强了美国人的焦虑感、紧迫感。2009年走马上任的奥巴马喊出“我们不做世界老二”的口号,与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有异曲同工之处。“中国傲慢论”“中国修正论”“中国替代美国论”急剧升温。 对抗思维误导美国祸害世界 毫无疑问,美国对华政策的全面转向始于奥巴马时期,但双边关系大体没有脱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美都以较为克制的方式处理彼此分歧,尤其双方的战略对话有效缓解和管控了矛盾的升级。但特朗普上台后抛弃原有对话机制,迅速把中国视为“头号竞争对手”,把美国国内矛盾的根源归结于中国,将民粹主义者的怒火烧向中国。在这种政策的塑造下,现在全美上下对中国的看法高度一致,民主和共和两党相互较劲,比谁对中国更狠,几乎成了美国新的“政治正确”。 寻找敌人不是美国的新做法。翻看美国240多年建国史,美利坚民族一步步成形就是靠寻找敌人得以发展和强化。20世纪90年代对外政策辩论中的主要问题,就是谁可能成为这样的敌人。虽然小布什2000年竞选期间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但“9·11”的发生让这个词从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反恐合作伙伴”,中美关系迎来一段黄金期,美国忙于反恐,中国集中精力谋发展、更好地融入世界,直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2010年的“重返亚太”战略增加了双边摩擦的烈度,南海成为美国制造地缘政治黑洞的新抓手。 中美关系回不到从前,但走向对抗绝不符合两国根本利益。近几年来,中美两国学界都有一种不良倾向,有意宣扬中美冲突不可避免论。 美国学者渲染“修昔底德陷阱”,把中美博弈推上宿命论的轨道。也有中国学者提出60%理论,即任何国家只要GDP达到美国60%左右,就将遭到美国全面狙击。该理论以日本和苏联为例,但这是不够准确的,1985年美国迫使日本签订广场协议时,日本GDP只有美国30%左右。20世纪70年代美苏争霸高潮时,苏联GDP也不是美国的60%。可见,60%理论有待完善。 即便美国想在如今中国GDP达到其60%时予以打压,它也难有胜算。日本国土狭长,回旋空间小,经济结构严重依赖进口,所以日本被迫接受了美国的诸多条件。而美苏当年经济联系极低,与现在中美之间相比简直小巫见大巫。更何况美国的资本家并不完全听命于特朗普,美国的产业链极不完善,特朗普想实现与中国经济脱钩也并非三五年就能实现的。特朗普的前战略顾问班农认为,未来5至8年是打压中国、把中国踢出全球资本和技术市场的最后窗口期,这其实是在误导美国,更是在祸害世界。 错不在全球化而在美国自身 平心而论,近年来不断唱衰美国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自身。美国战略学家布热津斯基临终前留下几段视频,称“世界进入了后美国时代”。他警告,“衰弱的美国将变得更加民族主义,对本土安全问题更加偏执,并更不愿意为其他国家的发展牺牲自己的资源。”当美不再扮演建设性角色后,任何国际共识的凝聚力都会降低。他同时预言,世界在2025年前无法产生一个“继任者”,更有可能出现的是一个没有方向的残局,引发世界和地区力量的重组甚至世界性风险。 布热津斯基的预言不幸言中,而他的建议也并不过时: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后美国时代”政治与安全挑战,美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与俄罗斯和中国基于共同利益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美国把中国视为敌人实在错得离谱,把国内严重问题归咎于中国则是既没找到症结也没开对药方。其实全球化加速发展,中国是受益者,美国更是最大受益方,仅美国跨国公司滞留海外的净利润就高达3万多亿美元。错不在全球化,而是美国无法解决分配正义的问题,在全球化大潮面前,诞生了许多“无感阶层”甚至“痛感阶层”。对占美国人口92%的信教人群、特别是新教徒来说,有没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不仅事关尊严,更是死后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的精神层面的大问题,新教教义对懒惰和不工作嗤之以鼻,因此特朗普承诺把工作岗位带回美国,可以说是白人蓝领的心灵抚慰剂。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现象正在全球扩散,意识形态向右转的倾向正在加速。全球化产生的新问题,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恶果,让许多国家的民众遭受巨大伤害,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精英与草根的对立。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真正敌人是全球化引发的内部问题与挑战,属于生产关系层面的结构性难题,特朗普的政策着力点应是从自身找原因,大力调整生产关系,解决分配正义问题,而不是把中国作为敌人。 保罗·肯尼迪说过一句话,守成大国往往不是被新兴大国打败的,而是被维护霸权的成本拖垮的。特朗普反思过去十年在中东打仗耗费六万亿美元、誓言不走战争老路的想法是对的,美国的确需要一位“建设总统”,以集中精力解决国内问题,而不是在世界到处插手制造事端。但他高举反全球化大旗,大搞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似又走向了历史的反面。 中美应为老问题寻找新答案 过去的中美关系是由中美双边来塑造,今后的中美关系同样取决于中美两国。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具有塑造双边关系的能力。中美双方需要寻找共同的敌人——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加强高层对话,为老问题寻找新答案,而不是互视对方为敌。未来双方制定政策的基点切忌一味相互指责,而应设身处地替对方想一想,尤其不能把个别矛盾和问题上升到战略高度、政治高度,有意曲解,放大两国的对抗性。否则正像我当年采访约瑟夫·奈时他所说的,如果中美视对方为敌,将来一定会成为敌人。 历史反复证明,任何一次双边关系的转圜都需要时间和耐心。更何况中美关系是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容不得双方放任,一旦冷却下去,再想热起来就不是二三年的事了。 “结果导向”是特朗普遵从的一项原则,通过一纸贸易协议让中美关系尽快止损无疑是明智选择。笔者认为,特朗普把连任看得很重,在前期贸易战的外溢和滞后负面效应全面落到美国老百姓头上之日,也许是他被迫改变对华冒进政策之时。(作者是《人民日报》前驻纽约记者 周德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