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后美国时代，“文明的冲突”不可怕，“我们是谁”更重要

admin

李稻葵：后美国时代，“文明的冲突”不可怕，“我们是谁”更重要

选自《网上文章》
11月11日，凤凰网携手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联合主办第三届“与世界对话论坛”。开幕式上，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发表主旨演讲，强调百年未见之大变局下，中国需与世界深层对话。
李稻葵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见之大变局中。世界主要出现几大变化：美国内部的分裂产生了“传统的美国”PK“国际化的美国”的局面，世界其他地区也正努力脱离“美国体系”，中国的发展也在迈向了对传统文化和仁义礼智信的回归。在此背景下，中美贸易脱钩，三大贸易“朋友圈”正在形成。即便如此，中国并不希望美国在慌乱中乱出牌，一个稳定的、自信的、繁荣的美国对世界和中国都是好事情。
“传统的美国”PK“国际化的美国”
今天，我作为一名学者和大家谈谈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谈这个话题离不开一个更大的话题：“当前我们所处的世界、中国经济所面对的世界经济，正处在一个怎样的大变局？”
所以，我的演讲题目是：“百年未见之大变，更需要与世界深层对话”。   
的的确确，我们目前正处在一个百年未见之大变之中。这个提法，是2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外交会议上提出。刚刚提出时，很多学者和智库的专家有点不解，是不是我们有一点心理学所说的“认知上的偏见”？2年多过去了，这两年多发生的一系列的变化深刻的印证了我们国家领导人的判断。
为什么处在百年未见的格局之变中？有这样几个大方面因素：
第一大变化是美国本土自身的变化。
理解美国自身的变化有两本书。一本是塞缪尔•亨廷顿的《我们是谁》。“我们”当然指的是美国，这本书的主旨是对美国身份的自我认证感到非常忧虑。
作者在书中说：美国的国民性不是1776年独立战争打响第一枪时形成的，不是1789年第一部宪法国会通过时形成的，也不是南美战争时期形成的，而是1613年清教徒离开英国到达美国波士顿海岸的时候就形成的，美国的国民性本质是诚信上帝的，有很好的工作自律性和职业感、崇尚自我治理，不愿像当年的英国一样。但作者也指出，美国的国民性正在改变，因为全球化产生了新移民，来自墨西哥的新移民和老移民完全不一样。
第二本书是哈佛大学博士、塞缪尔•亨廷顿的学生法里德•扎卡瑞亚所写的《后美国时代》，扎卡瑞亚认为，美国的地位在下降世界进入“后美国时代”。在这一衰落过程中更应该加强美国的统治，衰落比崛起更难以管理。
这两本书都是十年前写的，但是你看，今天的美国是不是从内部分裂？从美国的版图上看，这次中期选举的结果——东西两岸是支持民主党的蓝色，中间是红色（支持共和党），这难道不是一个自我身份的认知难题吗？在国际化的美国东西海岸地区，如纽约、加州等，居住着大量犹太人和来自亚洲的新移民，中间内陆则是“老美国”。
这是美国当前政治内斗的本质：“传统的美国”和“国际化的美国”的身份分裂，这是1945年二战之后的美国产生的根本冲突。
因此，美国自身正在发生深刻演变，我们需要牢记，美国内部的争斗与恐慌，远甚于对中国的焦虑。
世界正脱离“美国体系”
另一大变化是，世界其他国家，包括欧洲和新兴市场国家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仍然是强劲的。尽管美国的金融业开始从高峰往下走，但与以前不同的是，今天的新兴市场国家能够进行大量的本币发债。因此，美联储加息对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的冲击力远远小于过去，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底气远比以前强。
与此同时，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国家的经济形势也如日中天。尽管德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只有1.7%，但其背后的实质是德国作为欧洲第一大经济强国正在进一步整合欧洲经济，德国的经济价值链已经和荷兰、意大利北部，奥地利、瑞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融在了一起。因此，我的观察是看欧洲发展，要看德国，德国的经济影响力已远远超过其表面统计的数字。
由于世界已进入到“后美国时代”，欧洲国家纷纷寻求独立，尤其是一些中东欧国家，比如在本国很受欢迎的匈牙利、捷克的领导人，他们的政策取向很简单：经济上和德国靠拢，但政治外交上要独立，要“反西方”，这里的西方还指西欧。
我们周边的日本、韩国，也在寻求政治军事上的自保，比如与南美自贸谈判、安倍访华等，也表明他们想要脱离“美国体系”。
3个世界贸易“朋友圈”正在形成
这是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反映在经济上是什么？   
第一方面，我坚持认为中美经济增长已经开始脱钩。这个观点可能有争议，我的好朋友尼尔•弗格森曾创造一个概念叫“中美国”，认为中国和美国在一起，像孪生兄弟、联体婴儿一样，密不可分。他是在2006-2007年提出这个概念，但是今天“中美国”已是过去式了。   
从经济活动来看，过去十年，美国经历了财政刺激和各种改革，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将超过3%，每年预计接近3%。有分析认为，美国2020年可能出现经济衰退，但这是“反特朗普”的美国精英分析，他们主观上不希望特朗普连任，因此把美国2020年的经济形势预测的比较悲观。但是我认为，美国在2020年出现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不是太大。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还远远没有释放自己的潜能，中国经济目前是6.6%或6.5%的年增长率，这是低于我们的增长潜能在运行，创新潜能没有释放，金融体制改革释放出来的把储蓄转换为投资的潜能没有释放。
在新经济领域，中国跟美国并不同步。中国的实体经济相比其潜能，正处在中低速运行阶段，而美国的运行阶段已经超越增长潜能。此外，中美在金融领域更不同步。今年7月的政治局会议明确经济形势、11月1日总书记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中美两国领导人通电话，这3件事提升了中国金融市场的信心，让我们的金融市场开始从低谷往上走。
由此可见，中美各自的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更多是自身的逻辑在推动周期性变化。此外，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只占中国GDP的4%，就算所有产品被征收20%的关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分析认为，美国增加关税会造成中国0.4%到0.8%的GDP下降，不到1%，中美（经济）已经开始脱钩。
第二方面，当今世界正在形成三个贸易“朋友圈”。一个是美国领导的、已经形成的北美贸易“朋友圈”，包含了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特朗普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谈判手段非常有效，因为这两个国家贸易额的20%是与美国发生的，所以不得不屈服。第二个贸易圈是以德国为首的欧洲贸易圈，我想再次强调德国的重要性，我们对德国的理解太少，不理解德国就不理解欧洲。
第三个贸易圈是中国自己带动的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括东南亚、东非和拉丁美洲国家，形成我们自己的贸易圈，不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能不能谈成，从中国进博会、广交会等可以看出，我们在营造我们的“朋友圈”。这三个贸易“朋友圈”正在影响当今世界的产业链价值链，大企业往往在三个“圈”内都要布局，每个“圈”也都要搞自己的产业链，这是世界贸易格局百年之变的两个经济上的含义。
与世界对话——亟需深层次对话解开误读
最后，百年未遇的格局之变需要我们深层次地与世界对话，因为中国最担心的是双方误读，包括中国与美国的误读、中国与世界的误读，这必须要通过深层次对话来解开。
当前的第一大误解，是美国以中国为敌、认为中国构成威胁、一切政策把遏制中国作为首要目标。在美国看来，中国在背离改革开放、要学习当年的欧洲在非洲建立“殖民地”。这完全是误读，中国将在12月召开改革开放纪念大会，怎么可能背离改革开放基本方向？中国到非洲搞投资，这与当年的欧洲殖民也完全不是一码事。
另一方面，中国人对美国也存在误读，你看《华尔街日报》，如果有一篇文章谈中国就不错了，中国不是美国社会关心的重大话题，这也是我们对美国的误读。因此，我们一定要深层次对话，而深层次对话的前提是我们首先要读懂美国，读懂世界。
第二，我们不仅要讲好中国故事，而且要讲出中国理论。故事虽好，但讲多了别人会觉得是在忽悠，因此要把故事背后的“骨架”——简单的理论体系呈现出来。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在过去这一年反复研讨，想让西方人接受我们的理论，首先我们自己要接受这个理论，把自己的事情用简单的、大家公认的话语体系讲出来，然后才能让别人接受我们。
此外，要深度对话，还要多办像凤凰网这样的“与世界对话论坛”，多请外国人跟我们对话，我们这个对话会下一次也要走向世界、走向纽约，让美国人真正理解中国，让我们跟美国的农民对话，如果我们把美国的农民和美国的制造业工人说服了，那么我们的凤凰网又上了一个台阶，凤凰网对世界的贡献又上了一个台阶。
最后，我讲一个观点，作为一个推论请大家思考：中国当前的发展与美国产生的矛盾，本质上讲是一种“文明的冲突”，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仁义礼智信，西方有他的基督教传统，但是我想特别强调，“文明的冲突”不可怕，“我们是谁”更重要。
一个稳定的、自信的、繁荣的美国对世界和中国都是好事情。贸易谈判我们可以随便谈，任何事情都可以敞开谈，我们最后还是希望美国人好，“后美国时代”，我们希望美国有尊严地老下去，而不是慌乱中乱出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