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重构对华关系能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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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重构对华关系能走多远

选自《环球时报》2020年1月6日作者吴心伯
　　刚刚过去的2019年，是华盛顿积极谋求重构美国对华关系的一年。
　　首先是重新设定美国对华政策的前提。在此之前，从克林顿到奥巴马，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前提是，美国可以有条件地与一个崛起的中国相处，而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前提是，美国要尽力放慢甚至中断中国崛起的步伐，迟滞和阻止中国超越、取代美国。这就是特朗普政府提出对华战略竞争的真实意图。
　　其次是重构对华关系的框架。以经贸关系为突破口，同时在外交、安全、政治、人文等领域全面发力。
　　重构经贸关系的主要抓手是关税战、技术战和金融战。2019年，中美贸易战谈谈打打，相互加征关税所覆盖的商品数量升级到史无前例的规模。虽然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但美方不愿放下关税大棒，仍然对价值数千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对华技术战进一步升级，美国商务部将中国华为公司及其70家附属公司列入管制清单。金融战开始登场，美国财政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以“全政府”方式开展对华竞争，全方位对华施加压力。
　　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上，美方对台出售66架F-16V战斗机，是美国对台军售史上金额最大的一笔。提升美台交往层级，时任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博尔顿在白宫会见台湾“国安委主任”，这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第一次。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帮办施灿德访台，这是10余年来美国国防部访台级别最高的官员。最为严重的是，美方还谋求凸显台湾的“主权国家”地位，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公然将台湾视同“国家”，台湾“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也获准更名为“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
　　2019年，美军在南海开展的所谓“航行自由行动”更有针对性、挑衅性和威慑性，行动的次数是25年来最多的。
　　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挑战和攻击显著升级。美国的“印太战略”致力于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两方面挑战“一带一路”倡议。国务卿蓬佩奥等美国官员在全世界不遗余力地抹黑、攻击“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如此，美方还赤裸裸地向一些国家施压，企图阻止它们响应倡议。
　　美国对华竞争强化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攻击在力度上不断加码，在方式上更试图把“中共”与“中国人民”做出区隔，以图聚焦中国执政党。
　　在香港和新疆问题上，美国的介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美国朝野一些势力深深卷入香港动乱，美国还通过和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为今后继续干预香港事务制造法理依据。美国抹黑攻击中国政府在新疆去极端化的举措，美商务部以所谓涉疆问题对28个中国实体实施出口限制，美国务院宣布对相关中国官员及其家属实施签证限制，美国参众两院更是先后通过所谓“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以加大对华施压力度。
　　特朗普政府重构中美关系框架的一系列举措攻击性强，涉及面广，冲撞底线，使中美关系面临颠覆性破坏的风险。
　　再者是重构中美互动方式。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长期以来奉行的对华接触政策失败了，美国应该改弦易辙;中美合作必须让位于对华战略竞争;美国应主要使用施压、对抗甚至冲突的方式迫使中国做出让步。基于上述认知，特朗普政府改变既往以“接触加防范”为基调的对华互动方式，减少交往，降低合作，增加对抗性、冲突性互动。
　　事实上，当特朗普政府内的一些鹰派人物口头上谈论中美竞争时，心里想的其实是对抗与冲突。2017年4月两国领导人会晤时同意建立的四大对话机制已完全停摆，美方公开表示对这些对话机制不感兴趣，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执政时期先后建立的其他众多工作层对话磋商机制多数也不再运作。如今美方更多地诉诸贸易战、技术战、金融战、制裁、施压和舆论攻击等手段开展对华互动。
　　显而易见，华盛顿表现出了重构中美关系的巨大冲动。问题是，它能走多远？
　　第一取决于美国愿意付出的代价。竞争、脱钩、对抗、不合作等等，这些都是要付出代价的。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对华贸易战使美国的农业、制造业遭到冲击，使消费者增加支出，技术战则使美国高科技产业冒丧失巨大的中国市场的风险。美国在军事上升级对华竞争意味着它要大幅增加军费开支，进一步加剧联邦债务负担。在外交上不合作意味着美国在解决其所关切的诸多国际问题上得不到中国的帮助，甚至面临来自中国的挑战。限制中美人文交流也会使美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在财务和人才方面遭受巨大损失。
　　事实上，随着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负面效应越来越明显，美国内部的不满和质疑声也越来越大。加强对华竞争、强化对华立场，这在美国政策精英中大体已形成共识，但应为此付出多大代价、谁为此买单，美国对华关系的重点为何、应采取何种手段，美国应塑造什么样的对华关系等等，这些似尚无定论。
　　第二取决于中国的应对。中美关系是两国互动塑造的结果，绝非美国单方面说了算。面对华盛顿对华竞争、施压的种种举措，中方也在摸索更加有效的应对之道。以贸易战为例，经过20个月的较量，中方打破了美方“速胜”“易胜”的迷思，迫使其采取较为务实的态度，不得不接受中方关于分阶段解决经贸纠纷、逐渐取消加征关税的立场。面对美方对华政策的重大变化，中方不惧竞争，敢于反制，也能够做出必要的妥协，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在增强。
　　第三取决于国际社会尤其美国盟友的态度。美国相对于中国仍有总体力量优势，但要与中国展开重大战略博弈仍力不从心。然而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及整个对外政策不仅追求狭隘的美国利益，更体现出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偏好，国际社会和者甚寡。美国对华贸易战损害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令其他国家包括美国盟友的利益受到冲击。美国迫使一些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让它们左右为难。从国际社会视角看，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重构的努力，越来越像一场无人喝彩的独角舞。
　　特朗普政府重构对华政策，一年准备，两年实施，三年初见分晓。美方精心谋划，全力实施，采取了像贸易战这样规模空前的大动作，颇有志在必得之势。然而盘点当下，美方虽有斩获但获利有限，攻势虽未停但优势并不显著，重构之举还能推进多远？这既取决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更取决于中方对美博弈的意志和艺术。(作者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