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状病毒是全球科学政策最大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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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病毒是全球科学政策最大失败

选自《参考消息》2020年4月11日，【英国《卫报》网站4月9日文章】作者：理查德·霍顿
我们知道这件事将会发生。在她1994年对世界发出的警告——《即将到来的瘟疫》一书——中，劳丽·加雷特曾断言：“在人类互相交战，争夺愈加拥挤的地盘和稀有的资源之际，优势将转至微生物一边。它们是我们的天敌，如果作为智人的我们不去学习如何在一个不给微生物提供多少机会的理性的全球村落中生活，那么它们将获得胜利。”

警告信号未被注意

如果你认为她的语言过于夸张，那么考虑一下美国医学研究院2004年发表的更为冷静的分析报告。该报告评估了2003年非典疫情的教训，援引歌德的话说，“光是了解并不够；我们必须加以运用。光有愿望并不够；我们必须行动”。报告的结论称，“对非典疫情的迅速遏制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一次成功，但也是一个警告……如果非典再度发生，全世界的卫生系统将处于极度压力之下……继续保持警至关重要”。
但世界对这些警告置若罔闻。
对新冠病毒的全球应对是一代人以来最大的科学政策失败。信号是显而易见的。1994年的亨德拉病毒、1998年的尼帕病毒、2003年的非典、2012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和2014年的埃博拉病毒。这些大规模的人类流行病都是由源自动物宿主并跨物种传染给人类的病毒引起的。新冠肺炎是由引起非典的同一类冠状病毒的某个新变体引起的。    这些警告信号未被注意，这并不令人意外。我们当中没有几个人经历过疫情大流行，我们都内疚于忽略了并不反映我们自身关于世界的经验的信息。

“认知偏见”后果严重

灾难暴露人类记忆力的薄弱。人们怎么会为防备一场随机发生的罕见事件——当然它造成的牺牲将会十分巨大——而作出筹划呢？                                

政府的首要职责是保护其公民。疫情大流行的风险是可以估计和量化的。正如加雷特和美国医学研究院所证明的，自从上世纪80年代艾滋病毒出现以来，人们就知道并理解了存在发生新的疾病大流行的危险。艾滋病毒也许没有像新冠病毒那样迅速席卷全世界，但它漫长的阴影本应提醒各国政府准备应对某种新病毒的暴发。

在危机期间，公众以及政治家都会求助于专家，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一次专家们——建立模型并模拟我们未来可能的情形的科学家们——得出了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假设。英国想象这场疫情多半类似于流感。流感病毒并非是良性的——英国每年死于流感的人数存在很大差异，最近的峰值是2014-15年度的28.3万人死亡，但流感不是新冠肺炎。

正如英国某位前卫生大臣对笔者所说的，我们的科学家存在一种倾向于认为流感威胁较为温和的“认知偏见”。

也许这就是关键的政府委员会——新呼吸道病毒威胁顾问小组——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三周之后作出决议称，他们对英格兰公共卫生局关于英国人口只面临“中度”疫情风险的评估没有异议。这是名副其实致命的判断错误。

必须记取惨痛教训

未能提升风险评估的级别导致了英国国民保健署在为即将到来的感染浪潮做准备时的致命延误。在每一场记者招待会上，政府发言人总会带上同样的一句台词：“我们一直在遵循医学和科学的建议。”这是一句好台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事实。但政府知道国民保健署没有准备好，知道它未能增设必要的重症监护能力来满足可能的患者需求。一名医生写信对我说，“看来没有人想从意大利、西班牙发生的人类悲剧中吸取教训……这极其可悲……医生和科学家无法相互学习”。
我们理应安然度过“人类世”，即人类活动成为对环境的主要影响因素的纪元。“人类世”的概念令人联想起人类万能的观念。但是，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揭示了我们社会惊人的脆弱性。它暴露出我们无法合作、协调和共同行动。但也许我们终究无法控制自然界。或许我们并非我们曾经认为的那样不可一世。
如果说新冠肺炎疫情最终会唤起人类的某种谦卑，那么我们有可能会——在经历种种遭遇之后——易于接受这场致命大流行病的教训。否则，我们也许会重新陷入我们自鸣得意的例外主义文化中，等待下一场肯定会到来的瘟疫。依照近代历史来判断，这个时刻的到来将比我们预想的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