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逐出中国让我如此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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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逐出中国让我如此痛苦

《纽约时报》记者沦为美政策受害者

选自《参考消息》2020年8月13日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7月17日文章]题：在崩塌的地缘政治中，我被迫离开中国（作者该报前驻华记者张彦）

　　3月中旬获悉自己的驻华记者签证被吊销后，就面临一个难题：如何处理我的木棍藏品呢？我用这些棍棒练习中国武术已近十年了。

　　我应该把它们交还给我的师父吗？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40岁公交车司机，也是一派武术的传承人，他一生都致力于复兴这门曾在北京街头巷口司空见惯的棍术。或者，我该让搬家公司将它们船运到伦敦——我即将要去生活的那个城市？

　　这些棍子并不值钱，我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大城市的武术商店买到它们。其次，我的师父也不是很需要它们：他有满满一屋子的棍子，他用这些棍子免费教授任何想学习棍术的人。

　　然而，这些棍子对我来说却是无价之宝。它们由白蜡木制成，很多已经被别人的汗水和油脂浸黑，其中浸染最多的就是我的对练搭档，一个在公园里花费无数时间教授我不同打斗姿势的木匠。我觉得这些棍子属于这里——北京。但它们也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想留下它们，即使我再也找不到对练搭档一起使用它们进行练习。

　　以宏观视角看，我的这个难题像是一个鸡毛蒜皮的小问题：比起特朗普当局的日常表演、新冠疫情和“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即使中美交锋似乎也只是又一场无关紧要的国际争端，除了爱钻牛角尖的中国观察家谁会关心呢。

　　如果说中美争端对观察家圈子之外的世界有什么影响，那就无疑是对抽象的地缘政治形势造成了影响，大家像在棋盘上移动棋子一样调遣航空母舰、策划政经制裁和施展外交手腕。

　　但中美关系的崩裂也意味着现实生活将受到冲击。举个例子来说，朋友一拍两散和亲友关系紧张之类的故事貌似微不足道——当然，如果你对谈的对象是一个坚信为了维护世界民主，美国必须采取此类对华政策的人，那这些故事就至关重要了。

　　当这些小创伤日积月累到一定程度就会改变我们所有人感受世界的方式，持续数十载的乐观时代一旦逝去就会给我们所有人造成集体创伤，在那几十年里，似乎整个世界都敞开了大门，尽管是不完美的开放。

　　我不想显得多愁善感，但像我这样的人是围绕着一个前提设想来构建个人生活的：世界互通互联，我值得奉献一生来促进不同文化的互相理解。即使投身于这样的事业并不容易，付出无法获得高额回报（除非有人想叫卖高风险的中国证券），但这是有意义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安全的：世界并没有回到老式的拉帮结派，一个阵营的人无法进入另一个阵营。在这个世界上，为了从事商务、新闻、学术或文化交流活动，人们持有标准化签证，各自为事业前途而往来穿梭。

　　对我来说，我的事业始于大二时收到的一份邀请，这使得我可以学习汉语并在校报工作。后来，我去了北京。为了弄清该如何最好的报道中国，我写了一篇有关北美对华新闻报道的毕业论文。我最终拿到了一个中国研究硕士学位，这有助于我后来成为一名驻华记者，后来我还去台湾深造了中文。

　　当然这些都不意味着我已有资格成为一名记者，但是一路走来，人们几乎总是点头认可我选了一条明智的职业道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商业联系日益紧密，我们需要不断了解这个崛起中的巨人。

　　但是，就像许多致力于学习外国文化的人一样，将自己浸润在所有和中国相关的事物中已超出了明智的职业选择范畴：这成了我的使命。没错，中国有空气污染和成千上万的其它问题，但我还是爱上了它——从喜欢它的文化和人民，到欣赏它的乐观进取和吐故纳新。

　　我列出了在中国期间想要去的地方——这是异乡客永远要谋划的事——但这份清单一直没有缩短过。实际上，它每年都在变长。

　　我在中国停留的时间越长，学到的知识越多，想看的地方也就越多：更多的圣山美景，更多的神话故里，更多的钟灵秀地和去不同的城市广交朋友。

　　一段时间后，这个想法似乎变得很傻：如果在一个国家生活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清单，那这样的生活意义何在？这不是在生活，而是在等死。

　　经年累月之下，有一天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在中国生活的时间比我在这个星球上任何地方生活的都要久——我出生在加拿大并在那生活了15年，高中时搬到美国并入籍为美国公民又生活了十几年，后来还去德国生活了10年。

　　中国不是一个可以让我轻易称之为家的地方。这个国家是基因决定论的发源地。除非你有某种长相，否则你不会真正成为中国人。就算你是第六代美籍华人，只会说“你好嘛”，对中国的了解仅限于“左宗棠鸡”，但对于中国（以及在美国的许多美国人）来说，你还是个中国人。

　　相反，即使我在中国住了那么久，学了汉语等等，我也永远变不成中国人。实际上，在中国定居并成为公民在法律上几乎是不可能的：没有真正等同于绿卡这样的东西，因此，也就不存在真正的移民文化。然而，我还是在1984年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就爱上了中国，当今年初离开时，我仍然深爱着它。

　　这种对归属感的渴求也是双向的。许多中国人去美国学习并爱上了美国。许多人在美国定居，开始新生活，同时也在假期飞回中国与亲人团聚。他们开始关注美国政治，他们忍受着歧视，他们有一天也会意识到，他们的孩子不仅是在美国出生，而且是在美国长大。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美国人，即使他们仍然持有中国护照。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新冠疫情使跨越大洋的生活更加艰难。但真正受损的则是长期关系：国际关系的恶化意味着，昨日人人称羡的事物今日就会被人们用狐疑的眼光打量。

　　去美国留学的中国人——他们曾被认为使美国受益无穷——现在却经常被当做破坏分子或间谍。许多外国人受到特朗普政府些微的羞辱和蔑视，特朗普坚持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借口控制疫情而暂时吊销了数十万外国人的工作签证。

　　现在发生改变的是美国用来对付中国的战略和战术。从1970年代开始，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都奉行对华接触政策，它们认为这项政策有助于帮助中国融入国际秩序。

　　一些对中国持批评态度的人声称，对话接触政策一直都是美国人天真的梦想，其证据就是中国并没有变得更加自由。但大多数现实主义者知道，民主化充其量只能是一个遥远的目标；接触政策的主要设想是，务实的接触比盲目的对抗更有成效。

　　但现在盲目对抗却成了主流。正如知华派所预测的，这种对抗不会有任何结果。美国发起的贸易战没有改变中国的任何行为，也没有为美国企业带来多少订单。在外国记者被驱逐后，西方获取中国信息的渠道也变的更窄了。

　　西方记者被驱逐的直接原因是美国的对华政策。今年3月，特朗普政府实际驱逐了大约60名中国驻美记者，并声称（我认为是假惺惺的）此举是为了报复外国记者在中国受到的虐待。

　　这个数字可能看起来很小。包括我本人在内，当时只有十几名记者被逐出了中国。驱逐令涉及到的记者都是需在2020年续签签证，并且是由《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担保的美国护照持有者。

　　但实际上，它彻底捣毁了美国的驻华记者团。因为只有这些新闻媒体，尤其是《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才拥有足够的人力和预算对中国的敏感话题进行耗时费力的调查报道。

　　留下来的少数记者将很难有资源去开展这样的报道，也就是说外界对中国的了解将越来越局限在日常新闻报道上。

　　对于白宫的意识形态理论家而言，这个结果无关紧要：对当代中国采取强硬立场是无可回避的现实政治。

　　然而，其主要目的却与对抗中国毫无关系。采取对华强硬立场是为了把中国变成工具，帮助特朗普在秋季大选中获得连任。如果他的强硬表态伤害到了《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那就更好了。特朗普的真正目的是哄骗美国选民，使他们相信中国应为新冠疫情负责，继而引申开来，要中国对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负责。

　　这就是我被逐出中国后倍感痛苦的原因。如果中国真的是1930年代的德国，世界必有一战，我可以接受离开中国。但中国不是纳粹德国，尽管有些人声称它是。

　　这个国家的许多人同外界接触：独立电影人、作家、知识分子，甚至是政府官员。某种形式的接触仍会继续进行，但大多数的留学项目、学术交流、旅游，当然还有新闻调查，都难以在近期恢复。

　　几个月来，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我的那些棍子。最后，我上周写信给师父征求他的意见。

　　他告诉我要留下它们，说我们之间连接着一种叫做“缘”的东西——命运，或者说某种密切的关系。

　　“去伦敦的公园练习棍术吧，”他说。“别忘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