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名人全意识学正名服务中心时事公告(8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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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华智库 中国芬笙山人工作站 2021年3月30日 于高山(市)

“抗疫常青树”安东尼·福奇

选自《参考消息》2021.3.30

   狂风不倒  百折不挠: 他曾给连续七任美国总统担任医学顾问，曾带领美国安然挺过埃博拉、非典、寨卡、禽流感、猪流感疫情；他通过说服特朗普支持各州实施封锁措施、维持封锁直至复活节并且加速开发疫苗，挽救了数十万人的生命；他遭到特朗普的公开诋毁，自嘲为“害群之马”……现在的他高兴多了，他不会退下来，他还有未竞事业要处理。

    【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网站3月26 日文章】题：美国疾控专家福奇谈特朗普下台后的生活：“全副武装的联邦特工时刻保护着我”。

    在这场百年不遇的疫情中，要想采访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博士并非易事。我与这位精力充沛的耄耋老人约好的第一次采访在最后一刻被取消，因为他不得不接听白宫的电话。第二次采访在原定开始的15分钟后被迫放弃，因为他忙着和民主党国会议员商量事情。当我们最终通过Zoom开始采访的时候，他表示了歉意。我开玩笑说，他有更紧迫的事情要做，比如说拯救世界，他笑着说：“差不多吧。”

    尽管在这场危机中肩负巨大责任，但他看上去却出人意料地放松。这位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的常青树所长曾给从罗纳德·里根开始的连续七任美国总统担任过医学顾问。他曾带领这些总统和美国安然挺过埃博拉、非典、寨卡、禽流感、猪流感疫情，还有“9·11”事件后的生物武器威胁。当我问他特朗普在离开白宫前是否感谢他时，福奇大声笑着说：“没有!”五位前任呢?“基本上都谢过我。”其中一位——小布什总统——甚至授予他美国最高平民荣誉——总统自由勋章。

一 造福患者

    安东尼·斯蒂芬·福奇出生于1940年的平安夜，在布鲁克林长大，至今仍保留着那个区的口音和好斗脾气。他家开药店，父亲配药，母亲和姐姐收钱，福奇则骑着自行车去送药。他中学去的是一所耶稣会中学，凭着坚定的决心，身高1.7米的他成了篮球队队长。后来，他去马萨诸塞州伍斯特上了一所耶稣会大学，在那里学会了“笃思、明辨、少言”。

    大学的最后一个假期，他来到康奈尔大学医学院的建筑工地上工作。一天吃午餐，他走进学院礼堂，“想象自己进入这所伟大学校会是什么样子……一名保安过来礼貌地让我离开，因为我的靴子弄脏了地板。我看着他骄傲地说，从现在起一年后，我一定会来这里。他笑了：‘好吧，年轻人，那明年我就是警察局长了。……福奇后来的确上了康奈尔大学。1966年，他以当年的第一名毕业。没有去越南服役的他加入了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1984年，44岁的他成为研究所的所长。

    福奇就任之时正值艾滋病暴发。三年前他就发现了艾滋病的端倪并对其成因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尽管如此，由于他所担任的职位，他成了吸引同性恋群体怒火的“引雷针”，因为里根政府基本不承认有这种疾病，而同性恋成员正痛苦地死去。1990年，艾滋病患者发挥力量联盟在研究所外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示威游行。他们高喊“去你的，福奇”，烧毁了他的画像，把他的假头血淋淋地绑在木桩上。

    作为回应，福奇在纽约和旧金山参加了同性恋活动人士组织的会议，和组织的领导人交上了朋友。一名参与者回忆说：“我们狠狠地对他进行说教，他很棒，很坦然，就坐在那里：一个直男被一群大喊大叫的怪人围着。”

    最终，福奇接受了他们的观点，最重要的是，他设法简化了新药面临的无休止的审批程序，使艾滋病患者能够在疗效得到证明之前获得实验性治疗方法。曾将福奇称为“世界上一切邪恶的中心”的同性恋权益活动家拉里·克雷默后来形容他是政府里“唯一真正伟大的英雄”。

    福奇说，这些人“说的没错”。他说：“我在漫长职业生涯中做过的最正确的事情是，透过这些戏剧性事件和反传统行为，我发现他们需要得到我们的关注，因为他们说的话很重要。我们按照规范对待临床试验和监管问题，多少有些保守，步子很慢，而他们急需马上把事情做好，因为他们处于绝望的境地。他们说的每句话都有道理。”

二 惨遭诋毁

    我问他，上世纪80年代里根不愿承认所谓的“同性恋瘟疫”与特朗普不愿应对新冠疫情之间是否存在相似之处?福奇回答说：“双方存在重大分歧是合理的，但罗纳德·里根从未阻挠过我想做的事情。他只是不想利用白宫这个平台——而我希望他这样做，利用总统职位唤起人们对这场非同寻常的、刚出现的疫情的关注，因为艾滋病主要发生在男同性恋者中，当时没有得到全面承认。”相比之下，特朗普“对我试图做的每件事情几乎都加以掣肘。我想让科学来指导我们的政策，但总统对道听途说的重视程度不亚于对我这样的科学家见解的重视程度。这导致不必要且令人不快的冲突，我不得不纠正他的言论，于是与他的手下起了冲突”。

    福奇当时面临的情况是尽可能委婉地纠正总统发表的危险谎言，通常是在白宫的电视简报会上与他同台发言的时候，但他说：“当我为了坚持原则和传递正确的信息而不得不公开反对他时，他做了一些令人不齿的事情——或者说任由这种事情发生。”譬如说，特朗普让彼得·纳瓦罗(特朗普的贸易顾问)在《今日美国报》上发表评论说，福奇说的几乎每句话都是错的。特朗普还让白宫通讯部门向所有媒体、所有网络、所有印刷媒体发布福奇的错误清单，“这是绝对的胡说八道，因为我根本没有错误”。

    特朗普还开始在推特和新闻发布会上诋毁福奇，把他树为极右翼仇恨的目标。福奇说：“直到今天，我还不得不让联邦武装特工一直保护着我。”而且他也不是唯一的目标。令他沮丧的是，他的妻子和三个成年女儿也受到骚扰和威胁。

    艾滋病患者发挥力量联盟最初的领导者彼得·斯塔利说，这位首席医疗顾问去年的策略是只要能设法控制损失，就想办法“待在那间屋子里”——即使这意味着他要对特朗普在每日例行记者会上大肆散布谎言和荒谬言论时保持沉默。

    特朗普总统有时称新冠病毒是“民主党的骗局”，声称这种病毒会神奇地消失，并建议用漂白剂和羟氯喹作为治疗方法。但对福奇而言，看到如此之多的人生病和死亡，并且知道大部分人本可以躲过一劫，这是一件“非常纠结的事”，尤其是“当你的主要工作是挽救生命和减轻痛苦时，而你会看到周围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不仅没有减轻痛苦，反而情况变得越来越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同事回忆说，福奇曾私下抱怨：“你不知道我每天要应付什么样的胡说八道。”

    福奇在去年4月底或5月初之前一直试图保持影响力，通过说服特朗普支持各州实施封锁措施、在去年复活节后继续维持封锁并且加速开发疫苗，他可能挽救了数十万人的生命。转折点出现在4月份，特朗普开始支持反对封锁令的抗议者。特朗普在推特上说，密歇根州、明尼苏达州和弗吉尼亚州的人民应该反对这些州的民主党州长所发布的居家令，获得“解放”。

    福奇说他仍留在白宫冠状病毒工作组，继续与副总统迈克·彭斯合作。彭斯在继续效忠特朗普的同时，“确实尽了最大努力来应对疫情。但我对(总统)的影响力减弱了，因为他决定像是根本没有疫情发生一样，专注于连任和开放经济。所以那个时候他说：‘疫情会消失的，很神奇，不用担心。此后，我对他的直接影响微乎其微，冲突多于成效”。

三 “害群之马”

    “冲突”算是轻描淡写。用福奇自己的话说，他成了“害群之马”。在幕后，白宫官员敦促他在发表声明时调子要乐观，不要与总统唱反调。到了夏天，他基本上被禁止参加白宫的吹风会、接受电视采访或在国会作证。此外。特朗普已经开始公开诋毁他。特朗普抱怨说：“人们厌倦了听福奇和所有这些白痴的话。福奇就是个灾难。如果我听他的话，恐怕会有50万人死亡。”

    尽管总统很敌对，但福奇凭借冷静、权威和可靠在国会得到了两党的支持，而且对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来说仍然是英雄。他的头像出现在咖啡杯和T恤衫上。布拉德·皮特在《周六夜现场》节目中扮演他。保险杠贴纸上写着“我们信任福奇”。华盛顿特区市长将去年平安夜命名为福奇日，以纪念他的80岁生目。民调显示，三分之二的美国人信任他，而信任总统的人仅有四分之一。

    但特朗普的敌对也产生了后果。在部分媒体、在“匿名者Q”组织和另类右翼的网站上，福奇被指责为新冠病毒的发明人，是破坏经济和不让特朗普当总统的阴谋的一部分，是“幕后政府，希拉里·克林顿喜欢的走狗”。他被控与比尔·盖茨和乔治·索罗斯合谋，利用特朗普的新闻发布会用微妙的手势传递秘密信号。反对封锁的抗议者高呼“炒掉福奇”。

    他还收到死亡威胁。从去年4月起，他得到24小时的保护。有什么医生需要保镖呢?福奇满脸苦恼地说：“这种事在你上医学院时绝对不会想到。”有一次，福奇打开一封信，一小撮白色粉末溅到他的脸上。他对《纽约时报》记者说：“如果是蓖麻毒素，我就死了。”这些粉末被证明是无害的。但对家人的威胁似乎让他更加困扰。

    福奇是在当上所长那一年认识他的妻子克里斯蒂娜·格雷迪的。当时他在治疗一名巴西患者时需要找一名翻译。她则是刚从巴西工作回来的护士。两人在第二年结婚。格雷迪现在担任国家卫生研究院临床研究中心生物伦理学部主任。她常陪丈夫一起跑马拉松，现在还经常沿着波托马克河跑步，后面跟着安保人员。

    福奇的一名助手说，在他从容的形象背后，他其实是一个脾气暴躁、口无遮拦、喜欢出风头的政治动物，办公室里贴满了他与总统和名人合影的照片。福奇则说：“我必须做的是不要真的以为我是英雄或某种偶像，也不要被疯狂的右翼狂热分子所吓倒。我必须戴上眼罩，专注于我的工作。”

四 未竟事业

    现在的福奇高兴多了。疫情仍在肆虐，但他又回来了。他经常与拜登和新组建的白宫新冠肺炎疫情特别工作组会谈。他又在新闻发布会上讲话了。他不仅对拜登的抗疫战略感到高兴。也对他的整体策略感到高兴。就职后不久，拜登对福奇说：“我们要让科学说了算。我们要根据数据、证据和科学来决定下一步。我们会犯错，但就算犯错，我们也不会责怪任何人。我们只会去解决这个问题。”福奇说：“我听到这话，暗呼万幸。”

    福奇担心新冠病毒将继续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但“当绝大多数人口接种疫苗、社区传播水平降至非常低的水平时，它对美国、英国和欧盟来说就不会是一场危机，因为届时我们可以恢复某种形式的正常状态”。他认为到那个时候可能是北半球的深秋，除非变异病毒肆虐。

    那么福奇会退下来吗?他会花更多时间跑步，或者烹饪丰盛的意大利晚餐吗?当然不会。他有未竟事业要处理。福奇告诉我，他职业生涯中最自豪的成就与艾滋病有关。早期，他率领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为艾滋病患者启动了研发救命药物的计划，还帮助小布什总统制定了总统救济艾滋病患者应急计划，该计划已经在非洲挽救了大约1700万人的生命。他的最后一个伟大抱负是找到一种预防艾滋病的疫苗，使这种在全世界造成3000多万人死亡的疾病变得像麻疹一样无害。他说：“这绝非不可能，因为新冠肺炎带来的一线希望是疫苗学取得了巨大进步。我们的疫苗可能并不完美。但它将是这个伟大事业的辉煌终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