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最先进：习主席主席中国思想学会正名总策划公告（96号）

admin

全球最先进：习主席主席中国思想学会正名总策划公告（96号）

俄华智库   中国芬笙山人工作站    2022.5.15于北京

我在“文革”中的际遇

选自《炎黄春秋》2011年12期    作者：刘泽华

我在“文革”中是个“边际”性的角色，受到过冲击、挨过整,但不是受尽折磨的那种人，是挨整中的幸者；我曾下决心“在哪摔倒,在哪爬起来”要紧跟，可能是跟不上，反遭更革命的同志的批判。到了“文革”后期应该说是“不跟”了，但也很少公开逆反，更多的是采取“沉默”，只是在日记中吐露心声。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我的“边际性”可能也具有某些普遍性和共性；可为后人解剖那段历史提供一个标本。

“文革”已经是一个历史存在。以晚年之身经历那场浩劫的一代人大多已经离世，我们这一代以壮年之身亲历和见证这场灾难的人也逐渐进入晚境，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说出我们的遭际和感受，那就缺了一代亲历者的声音。下面写的三个镜头只是我经历的一个侧面。

一  从革命队伍中滚出去

1966年6月1日晚广播了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南开也立即沸腾起来。我当时带领一二年级学生在东亚毛纺厂半工半读,学生要立即回校参加运动。我说要请示，话音未落，便遭到学生的抗议。当时我还不知道有“五一六通知”。我依然劝阻,但已成屁话，一哄便拒绝去工厂，以极大的热情投入革命。校方提出的口号是：万箭齐发，不设任何框框,任何人不得压制。

半工半读的同学接触面非常窄，平时安排得紧紧的，也没有任何课外的学术活动,他们除了认识一同半工半读的老师外，几乎不认识任何其他的教师与系领导。我是他们最直接的“领导”于是我成为大字报讨伐的主要对象。时年31岁在这个年龄段，我是挨大字报最多的一个。从内容看主要来自学生，显然也有提供情况的幕后人。当时的大字报具有神圣性和威慑性,来势区猛,记得中文系著名教授李何林先生曾贴出反驳的大字报,遭到更猛烈的轰击,视为反动,被镇压下去。所以几乎所有挨大字报的人，都“瘫软”了。多年过去了，贴我的大字报的具体内容已记不太清,除说我压制革命外,下边几个方面的事还有印象：

一类是“黑关系”：在主楼(历史系在二层)的进口处赫然醒目的大标语：“揪出彭珮云伸向南开的黑爪牙刘泽华”。彭珮云是聂元梓大字报被点名的主要黑帮之一，我与她连在一起，能不是一大罪状?

事情是这样引起的。1966年春，彭珮云带领北大一些人来南开考察半工半读，我作为历史系一个试点负责人在会上向彭做过汇报，会后她又约我单独谈了一次，我又陪着她参观了半工半读的工厂并与同学进行交谈。事后我把彭珮云关注的问题在师生中讲过，我印象主要是学习质量有否保证?师生的思想有哪些问题，如何解决?革命群众出于极高的政治警惕性，把我也列入彭珮云的小爪牙，敦促我交代彭珮云来南开的反革命勾当和阴谋。按当时的形势，我是应该出来胡揭一通，可是我不会，只好默不作声，挨大字报轰吧!

更使我感到惊异的是，竟然有大字报敦促我揭发邓拓。事情是这样的：1966年春夏之交，一天党委副书记翟家骏派人找我，要我立即到他办公室。我一进门，副书记就说邓拓书记(华北局书记)要看看我的讲稿，我一听是邓拓，吓得发毛。我的讲稿乱糟糟的，怎么能拿得出手?我推托不行。副书记有些不耐烦，用命令的口气说：没有商量的余地，再乱也得给，这是命令!我无可奈何只好服从。来索取讲稿的是《天津日报》的一位记者叫李夫(天津著名的新闻界人物)。过了几天，把稿子退还给我，没有提任何意见。邓拓为什么要讲稿?我至今不清楚。

比较多的大字报说我是走资派和“三反”分子的红人。一开始我还是系“文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就我所知，当时对贴谁的大字报没有任何布置。大约到6月中旬,一次系“文革”领导小组开会商议应该在乱箭齐发的同时适当集中主要目标。一位副教授(教研室主任,大字报不多)提出历史系有“三敌一霸”。“三敌”就是三个敌人。有郑天挺,反动学术权威,一级教授,时任南开大学副校长，是吴晗与翦伯赞的老朋友，也是胡适的老朋友等等；有巩绍英,革命意志衰退分子，与北京“三家村”的成员有交往。巩绍英1936年入党，高级干部，行政级别10级，曾任过省的教育厅厅长等职务。因酷爱历史，弃官从学，主持过上世纪50年代中学第一版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因1955年“反胡风”、“肃反”不积极，被毛主席大批一通,从此屡屡被整。1963年来南开后拒绝担任实质性的政治与行政工作；有魏宏运，系总支书记、讲师，走资派。“一霸”是系办公室主任。多数人说他概括得好，瞄准了主要目标。这一概括把我也卷进去了，因为在“三敌”中竟有两位是我十分接近的人，即巩绍英和魏宏运，大家公认我被他俩看重和重用，是他们的“红人”，把目标集中在他们，我自然就是他们的走卒和黑线人物了。我当时的精神几乎要分裂。过去既然受他们的器重红得发紫”，这个时候把我与他们连在一起不能说没有道理。我虽然也认为他们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说他们是敌人，我还不能作这样的结论。我与巩绍英一直保持联系，常常在晚上偷偷摸摸地过话。他要我写他的大字报，摆脱被动。可是就是写不出来。魏宏运6月中旬从农村“四清”返回学校，他来到历史系时我当众与他握手，由此也招来一批大字报。我当时的想法，还没有给人家定性，不能就看作敌人!可是革命群众对我的期望还是蛮大的，不停地敦促我“反戈一击”,揭出他们“三反”的证据,端出他们的阴谋来。我被打懵了，也许是一丘之貉,横竖写不出使革命群众认可的大字报，虽也写过几张，但没有实质内容,反而又招来一通轰击：假揭发,真包庇!

当时的大字报是否是革命的，是看把谁揪出来了；二是看上纲上线是否到位。对魏宏运、巩绍英有两张轰动性大字报。贴魏宏运的大字报一开始就不少，但都不够味，有一位总支委员、同事，第一个写了一张很简短的大字报，标题是：“魏宏运是历史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下子就使人耳目一清。由于打准要害，他也一下子成为革命的领头人。贴巩绍英最轰动的大字报是他提议留校的助教。巩绍英来校后给1964级毕业生讲授过古代政治思想史，他没有任何高级干部的架子,又是单身在天津,时常去同学宿舍，学生也常到他家闲聊，很平易近人。他挑选了一位得意弟子留校做他的助教。运动初始，这位助教首先把巩绍英揭出来，说他是“三反”分子，与吴晗是一伙儿。巩绍英来南开前曾任中华书局副总编，主持历史小丛书，吴晗是主编，自然有交往。这位助教的大字报一出来，立即引起轰动，原来历史系还有这样的黑帮分子。

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派有人事网络是不容置疑的，我也不怀疑，既然大家都不怀疑，那么把我放在其中，也自有道理。我不停地问自己，我为什么被他们看中?肯定我有问题。另一方面我又感到委屈，自我辩解，我不是他们的走卒和工具，我们之间没有私谋，同他们是工作关系。但我又写不出有“爆炸性”的大字报，所以把我排除革命队伍之外，也不无道理。

第二类大字报是批判我借古讽今。我曾写过几篇文章，这时一下子变成反党的黑话。比如在1962年前后我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论孔子的富民思想》和《荀子的重农思想》两文，在《河北日报》发表了《论墨子的政治思想及其专制主义》等文章。此时都成为影射党的政策、攻击“三面红旗”黑话。鼓吹孔子的“富民”显然是发泄对三年困难时期的不满；推崇荀子的重农矛头指向的是人民公社；说墨子的专制主义是攻击社会主义；我在论董仲舒的文章中对独尊儒术有过议论，此时也变成反对和影射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国思想”等等。按照姚文元批判吴晗的逻辑，我是没有辩解余地的。海瑞要徐阶“退田”是鼓吹搞“自留地”，我此时鼓吹“富民”、“重农”难道不是针对“三面红旗”和“困难时期”吗?就实而论，我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寓意，但本意不是在攻击什么，而是想提倡一点什么。我不认识《光明日报》的任何一位编辑，又是生手，这些稿子完全是自流稿，他们竟然采用了，编辑有否某种意图，我不知道。

另外，1965年孙达人批判“让步政策论”得到毛主席肯定和表扬，我开始不知道。在讨论时我说过“要给让步政策留个天窗”，这时也成了一大罪状。后来我知道了主席的指示，赶快转弯、紧跟，也参加到狠批的行列，1966年初《历史教学》还摘发了我的发言。但已经晚了，无法弥补我的“天窗论”的修正主义。

上述种种，在当时说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走卒,大体也说得通。

第三类是对“三面红旗”有不满言论等。1958年我对三面红旗有过热情，但实践的后果竟是那样的糟糕，我有点“马后炮”，认为得不偿失，走过了头。内心是不那么赞成的，我知道深浅，有点疑惑也不敢说，也许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有所流露。所以从1964年“四清”以来不断有人给我提这个问题，说我不坚定，要我检查。有人揭发我说过“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水平”等等。我横下一条心，就是不认账，我明白越检查越说不清楚。此时又被一些人贴出大字报，敦促我交代反对“三面红旗”的罪行。

第四类是突出业务，反对突出政治。其实我没有反对过突出政治，只是认为政治要落实在业务上，这类话不是我的发明，但我讲得比较多。在半工半读时，我拼命抓业务，上早班回来让同学休息到吃晚饭，晚上要加班布置学生看书、讨论，星期天也要同学加点学习，我多半临场督促或参加讨论等。

第五类是对学生有偏爱。当时贴魏宏运等等系领导的大字报有很多关乎阶级路线的事。而我没有这个问题，因为64届、65届没有一个剥削阶级出身的同学。那时学生要求入党的很多，谁先入党,谁似乎就是被重视，排在后边的就有意见。对学生入党的事，我实在管的不多，有专职辅导员，但我是支部书记，在学生的印象中，凡事都由我拍板、决定。

学生对我有气，我想与下边两个问题也有某种关系。

一是不停地向同学说教：要做普通劳动者。我们上学时候的培养目标是“培养专家”；反右以后降调为“专业工作者”。再后来降为“有知识的劳动者”。半工半读来了，提出培养“普通劳动者”。两位“主席”都讲话了，学校拼命贯彻，就事而论，我心里也存有很大疑问。半工半读试点负责人学习时，许多人都提出不理解，如果培养“普通劳动者”，何必办大学?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校领导把这种思想狠批了一通，甚至说，谁不愿意贯彻，就请离开南开大学!对培养普通劳动者的提法，同学更是反感。有的同学说，我考南开时，为何不告诉说要搞半工半读?如果事前告诉，我就不来了。针对这种情绪，我当时只能硬着头皮反复对同学进行“教训”。

另一个就是学习质量问题。除了我拼命抓学习之外，还不得不昧着良心编瞎话。帮助学生写文章刊登在刊物上自吹自擂；学校搞半工半读试点展览,自然也是瞎话一大堆。当时我也明白,但这是政治任务，不能不说谎。

学生对半工半读一肚子气,要撒气，对准我也是自然的。

还有我的出身是富农,属于“狗崽子”,不少大字报都与我的出身挂钩。

大字报是神圣的，在大字报面前一切权利都丧失殆尽。既不能招架，更不能还手。

1966年6月26日，历史系有一次大辩论。因为对一位系领导认识不同形成两大派，双方进行交锋。当时人们非常守纪律，都准时到会，挨大字报的人也都来了。会议开始前有一人临时提议,要把“牛鬼蛇神”驱除出去,确保是革命派之间的辩论，提议获得热烈的掌声，形成共识。问题是：谁是“牛鬼蛇神”呢?主持者并没有点名谁是，而是要大家递条子写上谁是，首当其冲的是“三敌一霸”，接下来按条子一个一个往外轰，轰出20人之后，我耳边响起了惊雷之声：修正主义分子刘泽华滚出去!说时迟，那时快，既然那么多人都滚出去了，我怎敢不服从。我无颜面地离开座位向外走，但我不知是何原因，竟回头施了一个苦笑。没有想到，这一苦笑又招来不少大字报，说我态度不老实，说我露出了“狰狞的嘴脸”!

我出了会场，除了说不清的沮丧外，脑子是一片空白,整个身体都麻木了,回到家里,见到我刚两岁的女儿，我不停地亲着她的小脸,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我女儿给我边擦眼泪边说：爸爸不哭、不哭!中午时刻我的妻子回来，她当时随工作组在数学系参与运动。问了我的情况，然后劝我说：现在是群众运动,到后期才会有正式结论，你能有多少事?将来检查检查就是了。周围有多少比你有名望的都在被轰、被烧，你看王梓坤的大字报也不比你少，还有胡国定，都被斗争了。工作组不赞成，但也没有办法制止。

王梓坤是我们的邻居,是南开著名的青年数学家,根红苗正,是又红又专的典型(后来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科学院院士)。胡国定是地下党党员,也是又红又专的数学家(后任南开大学副校长等职)。现在是群众运动,别往心里去,吃饭吧!有了妻子的安慰,我轻松了许多。后来知道，在运动中寻短见的，有不少是同时遭受到“家庭革命”的内击,精神崩溃。我有这样一位妻子，真是我的大幸。

那时有一种信念，就是要相信群众，要相信党,要经得起考验。历次运动经验也告诉我要挺住。一位延安时期的老革命曾向我传过经：每次运动开始,你是想象不到的紧张,但运动结束时你也会想象不到的宽松。凡是运动来了，要沉住气,要紧跟,但对人要慎重,尽量不要伤人。这条经验对我十分有用。我挨大字报,自己认作是接受党和群众的考验；我贴人的大字报有两条原则，一是在我之“下”和与我“相平”的人，一律不贴；二是对在我之上者,尽量说事,不戴帽子。在我看来“帽子”是政策问题，弄不好会伤人，不好收场。就是对所谓的“三敌一霸”,我也没有用过“反动学术权威”、“黑帮”、“走资派”等等帽子。后来我同周围人的人事关系比较融洽与此有很大关系。

我从革命群众队伍中“滚”出来后,被编入“中间组”。“中间组”是一群不准革命的人，是“准牛鬼蛇神”。从整个“文革”过程说，我很感激进入“中间组”，使我与“保守派”与“造反派”都相隔绝了。“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二  被打入“牛棚”

1967年初到处都在夺权，南开大学的造反派也夺了权。当时我仍不能理解毛主席要做什么，有时也很气愤，我曾匿名多次给“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写信,斥责他们把天下搞乱了。寄信又害怕追查，所以不敢在附近邮筒发，要到很远的地方投递。不写信，心里憋得慌；写了又害怕追查，心情很乱。

2月的一天，高音喇叭传来了对我的勒令，要我次日晚7时到历史系资料室接收革命群众的审查，届时不来，砸烂狗头。我不敢抗拒，只要打出革命和革命群众的旗号，我都会听从。但也万万没有想到怎么会落在我的头上。第二天在我的门缝里又有一张小纸条，上边写的也是要我准时到上述地点交代问题。次日我准时到达，一看只有三个人并排而坐，我坐在他们对面。三人目光严厉,上来先拍桌子，大声训斥道：刘泽华,要老实交代你的反革命罪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包庇了你，现在到清算的时候了。我们有证据，现在看你的态度了!我心想，我没有参加任何活动,哪里来的“反革命罪行”?心里嘀咕，难道我给中央文革的信他们知道了?不可能，那时整个机关都乱套了，我没有“恶毒攻击”的语言，当即就把此事排除了。那么是什么事呢?比我更大的“牛鬼蛇神”都没有管，怎么会首先对准我呢?一时间我不知从哪里来了一股横劲，像面临死亡的羊向狼反扑一样，大声反驳道：你们胡来!任凭你们调查，我愿奉陪到底!我的死硬态度是他们未预料到的。硬对硬，陷入僵局，无法收场。最后命令我到“牛鬼蛇神’队劳动,接受改造。

我当时弄不清楚世道会向何处去?我怎么又升级为“牛鬼蛇神”了?面对着妻子、女儿，我抽噎起来说不清是委屈还是悔恨。妻子因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作组随员，也遭到造反派的冲击、陪着领导游街，所以能理解我。她很放松，安慰我说：怕什么?劳改的这么多人，劳改就劳改!四两拨千斤，我一下子放松了许多。头一天顶的很硬，就当时的情况我可以拒绝，可以逃跑，可是第二天我还是乖乖地到“牛鬼蛇神”管理组报到,成为年龄最少的“小牛”之一。那些“老牛”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问我，你怎么也来了?我不知所对。我自以为与他们不同，他们是真正的“牛鬼蛇神”,我属于毛主席说的,自己人打自己人,属于误会这一类!但管理人员不那么看，而是一视同仁,每天站队挨训斥,劳动之后要点名，还要挨训斥。人啊，就是一张脸，把事情一看透，横下一条心，由它去吧,看如何处置我!

进牛棚后我“胆子”好像稍大了一点，想到了泡病号。早春时节乍暖还寒，在风中劳动，时不时感到腰疼。于是请假跑医院,看了几次不见好转医生给我照了X光片,发现腰椎骨质增生。我把医生要休息的证明信一交，干脆不去劳动了，天天到医院去按摩、理疗。我敢泡病号，但不敢造反，也不敢逃跑，想到妻子女儿，不能给她们带来麻烦。过去讲历史，在奴隶制下，有家室的奴隶比较好管理，自己的体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时间一久，有人告诉我,是一位老同事背后捅了我一刀。这位先生年近40，是位老讲师。他与我的交往比较多，又是邻居。此人一向紧跟，我是支部书记，自然也紧跟我。我知道这个人比较偏激，同他来往虽有些戒心，但仍认为他靠拢组织，是个积极分子。每次对群众进行政治排队，因他出身不错,都是左派。在“文革”初期他猛揭自己的老师，受到革命群众的欢迎。造反派夺权之后，这位仁兄对我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揭发，是导致我入“牛棚”的重要证据。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当时有一股反周潮流,他说周恩来有个黑党,我是成员之一。

（二）说我是保守派的幕后高参。当时的保守派也把我视为修正主义苗子，没有任何往来，可是这位先生说得有鼻子有眼，某天某日某某来找，密谈多少时间，何时离去。不知姓名的，则描绘身材长相如何。

这些事有点影子。那时来我家的人是有些，但不是找我的，是找我妻子的。我妻子在党委组织部工作，熟悉干部的历史情况。当时兴起革命群众审查干部历史问题，可是党委已经瘫痪，于是有些人就找在组织部工作的人员，让他们提供线索之类的东西。我妻子的“组织性”很强，绝对不提供任何情况，于是有些人反复来做工作，软硬兼施,她始终不露一字，后来赢得人们的好评。

（三）说我是个阴谋杀人分子，说我要害死他。我进了“中间组”后，往来渐少,但我一如既往，因为他家不生炉火,每天给他开水,遇到我家改善生活，如包饺子之类，常常让小女儿送点。谁知他说水中、食物里有毒药,怕我暗杀他，夜里他枕着菜刀睡觉。

这些胡说八道使造反派十分激动和兴奋，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揪出刘泽华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

人们可以一时激动,但从哪里取证呢?这也确使新掌权的革命派为难。拖了几个月，毫无进展。我倒不紧不慢地向新的领导要“罪证”。与我关系不错的人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也敦促新领导公布“罪证”，否则应该恢复人家的自由。我本算不上什么有分量的人,但在历史系的小范围内反而成了一个难咽的酸果，因为我是唯一由造反派夺权后打入“牛棚”的人,他们不能不负责。拖了几个月,专案组的调查一无所获,大约到5月底不得不把我“解放”，让我回到革命队伍。

这里附带说几句后话。这位先生没有打着狐狸反而惹来一身臊，人们反而躲他远远的,生怕他乱咬一嘴。后来工宣队进校后清理阶级队伍，不知怎么把他扯进去了，他把一位黄姓女士滥咬一番，同时也说自己是“特务”，还有手枪，有同伙等等,工宣队、军宣队兴高采烈庆祝挖出了埋藏如此深的敌人。根据他提供的线索,四处“外调”然而使人失望的是，都是一场空。没有多久，他被下放到农村落户劳动。

几年之后，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他最后一个从农村回来。我在古代史教研室,又是小头头，他原是古代史的教师，总应让人家有碗饭吃。我主动接纳了他，他多次向我赔礼道歉。不可思议的是,在后来“两个凡是”时期,这位仁兄警惕性又来了,向中央写信,告我反对华主席。当时有一个政治规定：谁反对华主席就打倒谁!我对“两个凡是”的确不太赞成，但对华主席是蛮尊敬的，至今我仍认为华国锋做了一件大好事，功不可没。这封信转回学校，总支副书记胡占彩同志找我谈开了，核对有否反华主席的事。这次我很坚决：我们两个不能共事了，头头们就把他调离了。话说回来,这位先生害人反被害,也够可悲的。

三  我成了“五一六”嫌疑分子

1969年中秋我被借调到市文教组大批判组,转眼到了1970年初夏，我作为工作人员又被下放参加劳动。一天我们正在休息，批判组的军代表突然来到我的身边，一改平时的和颜悦色，厉声说：你立即回校，现在就走，我送你!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多少有些紧张。当时南开大学不断出现“反革命标语”,被列入全市性的大案，可能也引起北京高层的关注，全校无一例外地被审查,被怀疑,一个一个地“过筛子”。是否怀疑到我头上?是否有人揭发我有什么反动言论?

贴“反革命标语”，我没有；反动思想我是有的,但我自揣,除了1968年夏同我的哥哥议论过毛泽东、林彪和江青，有一些不敬的言论，对周围的人我没有讲过。我哥哥是四川省一个边缘县的书记，他绝对不会揭发我。当然同我妻子也说过一些，我们志趣相同，也不会揭发我。对其他人也可能说过一些牢骚话，但绝没有明目张胆的攻击性的言论。当即下决心，不管任何人揭发，一概不承认。军代表把我“押送”到学校，直奔行政楼，把我交给了学校专案组。专案组负责人是位工宣队队员,他冷冷地瞪了我一眼，只说一句话：你回系参加运动,自己的问题要主动交代!

当时师生混合编组，整日开会侦破轰动全市的一个反革命大案。4月18日晚礼堂放映电影，散场时有人在礼堂门口发现一张贴在墙上的传单，署名“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是用剪下来的印刷字拼凑而成的。据说矛头直指“最高”与“文革”,呼吁挽救党。我所在的小组所有的人对我突如其来都用异样的眼睛上下打量，没有一个人问长问短，尽管我们都很熟。我自己也知趣不主动与人打招呼,悄悄地坐在后边。刚刚坐稳，组长突然向我问话：刘泽华4月18日晚上你干什么啦,有谁证明?我当时很有气,便说,那天白天去上班，晚上我的女儿(6岁)可以作证，还有我的房子可以作证!听者扑哧笑了。我说完后也没有纠缠，很快进入了“画像”议题。这个议题在我来之前已经进行多日。

所谓“画像”，就是依据介绍的案情，猜测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作案，但不许点名。我听大家的发言，有点像推理侦探小说。“画像”有几个扑朔迷离的影子：一是走资派,被斗过；二是与西北有往来的，因为发现字体和纸张是西北某大学的小报(据说有200人参加核查，有很多印刷工人来识别字体)；三是对“文革”有抵触；四是离礼堂不太远。听了几次会,我突然大悟，“画像”原来对准的是魏宏运!魏宏运是历史系的总支书记，被解放的走资派，是西安人，离发案处很近。过了一段时间，听说破案了，不是南开人，又听说被处决了。魏宏运这才得到解脱。

“画像”虽然对准的不是我，我反而更别扭，究竟怀疑我什么呢?时间一长，有人悄悄地告诉我，正在审查你，怀疑你是“五一六”分子。这一审查就是4年，直到1973年，以八个字结案：“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事情是怎么一回事呢?

1967年9月7日,新华社播发（《人民日报》次日发表)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公开提出了批判“反革命组织”“五一六”的问题。毛泽东为此文加写了一段话：“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这段文字摘自网文)

此后不久就开始抓“五一六”分子，听说北京公安部门抓了一批。那个时候两派对垒，互相抓，南开也有某某是“五一六”分子的风声，而且都是历史系的人，过了一阵子又不见动静了。1970年年初开始，在全国到处掀起揪“五一六”分子大运动，天津市成立了专案组。我怎么也被拖进去了呢?原来北京“学部”(中国社科院前身)有个“五一六”大“头目”叫洪涛，1956年前我们相识，此后没有任何联系，更没有见过面。他被逮捕后，由于逼、供、信很凶，胡乱说，把我拉进去了，而且还说是他发展的。这个材料转到天津，就发生了从市革命委员会文教组把我押送回校的事。说起来,真有点侥幸,据说1966年洪涛曾来南开鼓动造反，也曾想找我见见面，不知是什么原因，没有找到我。但他的“秘书”是历史系的毕业生，我曾给他们这个班做过辅导，互相认识。“文革”中他常来南开,遇到过两三次，只是寒暄几句，说洪涛向我问好，当然我也请他回话。洪涛被抓起来后，他也被审查，他的同学是历史系领头的造反派，也都成了“五一六”分子的怀疑对象。

南开大学的“五一六”嫌疑分子没有不办“学习班”的，即专案审查。实行24小时监管，吃饭、去厕所都有“看护”整夜亮着灯。事后被审查者说，享受了“特别高干待遇”。在大学还好，没有动用酷刑，但轮班“熬鹰”(不让睡觉)是常有的，整得也很苦。我却是唯一的例外，既没有给我办“学习班”，也没有找我谈话，只是任何政治上的事情也不让我参加，不露声色地把我“挂起来”。我也不想主动去问，那样会把向我透露消息的人牵涉进来。整“五一六”高潮过去之后，在政治上也不让我沾边，不过在业务上还使用我。1971年工农兵上大学时，让我率先讲课，同时又任命我为中国史教研室副主任，明示只管业务。与其他“五一六”嫌疑分子相比，对我是特殊优待了。作为“五一六”嫌疑分子，大抵都参加了一些重要的活动，比如是激进的造反派，抓叛徒,审查走资派，参加专案组，冲击党政军要害部门等之类，可我什么都没有参加，实在无处下手。

怀疑我是“五一六”分子，从事后看，对我帮了大忙，一是不让我参加任何政治性的工作。当时翻来覆去地整人；今天这个运动，明天那个运动，而我都没有资格参与，少了许多得罪人的事和人事纠葛：二是只允许我干业务，正好我把主要精力用于编写教材，这为后来的“业务”吃香做了某些积累。

全国揪出多少“五一六”分子，我不知道，据说，数以万计,但压根就没有这个所谓的全国性的组织，无产阶级司令部与子虚乌有先生血战一场!有人说，这是“卸磨杀驴”,借口整治造反派。传闻,前边说到的那位洪涛，被判17年徒刑，妻离子散。刑满之后再申诉，结论：“文革”中有严重错误,但不应判刑,予以平反。洪涛原是面目姣好,英俊洒脱,公认的美男子；出狱时，满头白发深度佝偻着腰,面黄肌瘦，孑然一身，连个落脚处都没有。令人嘘唏!

一个疑问：谁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