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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再造一个中国 （摘自《中国青年报》） 两千多年前，茫茫万里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边缘，沿孔雀河往东罗布泊的绿洲上，有一座美丽的城堡——楼兰。城内街巷纵横，商贾云集。丁冬的驼铃声中，长安的商人带来了精美的织锦，大宛人驮着璀璨的琉璃，还有安息的香料、中亚的玉石，中西文化在这里相聚。 茂密的胡杨林挡住了扑向楼兰的黄沙，孔雀河是楼兰的生命之源。低洼的罗布泊给了楼兰人得天独厚的绿色。 但是沙漠逼近了，注入罗布泊的7条河川渐渐枯竭，土壤的盐碱化程度加剧，大片大片的胡杨林因此而死亡，林地变成了荒漠。因为没有水不能播种，城中人们的粮食供应日渐稀少。 最后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楼兰最后的史书用佉卢文记载：“兹于伟大国王、上天之子夷都枷·代色摩那陛下在位之11年7月，诸民远离国境。” 时值公元332年。 这是一次多么悲壮而又无奈的民族大迁徙。 漫漫大漠中，只留下了荒凉的古城废墟。 1600多年后，进入20世纪70年代，罗布泊已经完全干涸，沙漠还在迅速东移。许多居住在中国西北的人们不得不步楼兰先人的后尘，举家迁徙，举村迁徙，举城迁徙。 这一切都是因为缺水——水在哪里？ （1）“理发不洗头，麻雀喝柴油” 统计数据表明，目前，我国干旱缺水的地区涉及20多个省区市，其中18个省区市处于严重缺水边缘，有10个省区市在起码的要求线以下，其面积约500万平方公里，占我国陆地面积的52％，其耕地面积占全国的64％，其人口占全国的45%。我国每年因旱灾减产粮食数百亿斤。 在全国600多座建制市中，有近400座城市缺水．其中缺水严重的城市达130多个，全国城市每年缺水60亿立方米，日缺水量已超过1600万立方米。许多城市的居民半夜起床接水，部队用卡车为市民集中供水，“理发不洗头，麻雀喝柴油”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缺水给城市工业产值造成的损失在1200亿元以上，且呈增长之势。 水，成为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走向不断进步的最大的心腹之患。 1999年，本世纪最后一个炎热的夏季，几位知识分子在酷热干燥的北京城，提出了一个似乎很大的计划——再造一个中国。 这个计划的发起者是邓英淘、王小强、崔鹤鸣、杨帆等人，外加更多的学者在一旁高声合和。他们中的不少人，在20年来的中国改革开放中充当过重要角色，因而都曾是媒体所熟知的公众人物。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发展遇到了强大的资源阻碍的时候，他们开始从对体制问题的关心转到了对资源的关注。 中国是个水资源大国，年均水资源总量为2.81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六位。而中国却同时是个严重缺水的国家，人均水量2251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居世界149个国家的第110位。 按国际上的通行标准，人均拥有水资源2000立方米为严重缺水边缘，人均有水1000立方米为生存的起码要求线。从长期趋势看，我国总体上属于严重缺水的国家。 更糟糕的是我国水资源南北配置极不均衡。 邓英淘说：“1998年，南方长江发生特大洪水，北方黄河水流入海的时间只有5天；在中国的华北、西北，耕地面积占全国的一半，总水量只占全国的10％左右；在中国西南，由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等组成的诸河流域，土地面积占全国的10％，人口和耕地分别只占全国的1．5％和1．7％，水资源却占全国的21％，人均水资源为全国人均水平的14倍，高于世界人均水量3倍左右。但是，这些水资源大部分白白流出国境,每年约6000亿立方米。可是西北十年九旱，救命水价每吨卖到800元。 6000亿立方米，至少相当于12条黄河的水。 据预测，到下个世纪30年代，我国人口总量将达到 16－ 17亿，比今天增加约4亿人口。这4亿人住到哪里，吃什么，喝什么，以什么为业？ 邓英淘、王小强等人给出了三种前景： 其一，以人就水。北方水少，让4亿人口移到南方。但是，西南海拔太高，崇山峻岭，无法承载更多的人口。所以大部分人还是要去东南沿海人口已经过分密集的平原地区，这势必使南方的耕地更加短缺，供粮水平进一步下降。因此，想把新增人口安排到南方，只有从北方更大规模地向南方调粮。然而粮从水土生，北方的水资源利用已近极限，地再多也无用武之地。也就是说．在北方现有水资源的约束下，北方今后继续大幅度增产粮食的前景渺茫。由此看来，人往南走，只有靠从国外调粮来解决新增人口的吃饭问题了。 其二，国外调粮。4亿多新增人口的粮食消费，要求增产两亿多吨粮食。从世界粮食市场来解决行吗？不行。因为从1980年以来，世界谷物出口每年平均大约两亿多吨，其中一半来自美国。目前，我国每年进口粮食不到2000万吨，如果将这个数字激增到两亿吨，等于把世界粮食市场一扫而光，势必导致一些国家为获得数量有限的出口谷物展开激烈的竞争，整个世界粮食市场可能因此而崩溃。此路同样不通。 其三，以水就人。中国北方的国土面积和矿产资源占全国的近60％，耕地占全国的近三分之二，所生产的粮食占全国的60％，人口占全国的44％。整个北方还有30多亿亩可利用草场和两亿亩耕地后备资源，还有16亿亩戈壁沙漠。而水资源只占全国的不到20％。在大西北干旱区，我们有200万平方公里的平原，所居人口不足全国的10％。这些地方只要有了适量的水源，增产粮食的潜力非常之大。 所以，如果能从南方向北方调水2000亿立方米左右，使北方的可用水资源增至4000-4500亿立方米，北方再承载3亿多人口，没有问题。 小小楼兰固然可以举国迁徙，一个占世界人口总量四分之一的中华民族到哪里去？ 邓英淘、王小强说：中国用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人地矛盾是永恒的主题。到今天，南方的地少与北方的水少，开发利用强度已经到了极限，成为中国人口进一步增长与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边界性约束，再也走不下去了。两“少”相加到了极限，南方的水多，没有地，洪水前仆后继；北方的地多，没有水，沙漠东进南侵；南北方的长线资源不仅没有用武之地，而且成为灾难之源。这就是著名的短线约束理论。逻辑的出路只有一条——南水北调势在必行。 （2）“知识经济固然重要，但是没有水全是白扯” “南水北调”并非新词，怎么就成了“再造一个中国”之举？ “我也这么想。”邓英淘说，“南水北调说了几十年了，东中西三条线加起来最多才调600亿立方米的水，那是解渴的调水方案。一开始我们也没觉得有什么大的意义。” 1998年，邓英淘偶然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了一篇记者访谈，题目是（南水北调的宏伟构想），被访问者叫郭开。开始邓有些不屑一顾，不就是600亿嘛，有什么“宏伟”可言？但他还是读了下去。读着读着就激动了，这远不是什么600亿的方案,而是2000亿。将中国西南的2000亿立方米水调往西北。 ‘能实现这样大跨度的跨区域的调水，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太大了！” 二三十年前，王小强在陕北插队，邓英淘在山西插队。从那个时候起，这些个窑洞里的北京娃梦寐以求的就是清清的水流滋润黄土高原干旱龟裂的土地。 邓英淘在梁上打井，轳辘把泥土摇上去，一下子滑脱了，一桶泥直直地砸下来，差点把他脑袋给砸扁了。没有井就得走出几十里路打水。 “这就是我们对西北的直感。”王小强说。 他们当时读完那篇文章，震撼之后又感到了一丝遗憾，文章没有把水与中国战略全局联系在一起，也没有放在国际竞争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为什么从这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从国际上看，冷战结束了，两极的对峙没有了，世界进入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阶段。中国该怎样研究自己的百年大计？ “中国文化历来具有以水利工程立国兴业，以经济中心区随水利工程转移的历史传统。大禹治水，使黄河流域分散的部族集合凝聚成中国的雏形；都江堰的修建，把巴蜀蛮荒之地变成天府之国，成为大汉争天下的战略基地。京杭大运河贯穿南北，实现了经济重心区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转移，不仅奠定了盛唐的物质基础，而且为明清两朝定都北京，大规模开疆拓土，发挥了伟大的历史作用。 “那么今天呢，在中国国内，20年改革主要改的是中国东部，这里集中了中国10亿人。而西北两百万平方公里的平原，有水才有价值，没水就是一片荒漠。如果我们中国不拓展自己的战略纵深，待全球的战国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办？两千多年前，秦的兴起，就是因为辟地西戎，经略巴蜀，把自己的后院做瓷实了，做大了，才能横扫大合，并吞八方。 “知识经济固然重要，但是没有水全是白扯。环境恶化，人口膨胀，就业不足，内需不足，增长的热点在哪里？没有物质生产，光有网络生产有什么用？再过30年，还要增长4－5亿人，这些人怎么生活、怎么生产、怎么就业？这在历代中国都是一个大问题。如果这个事情开始做了，开始干了就可能干成了，如果不做，不干，就真的不行。如果将来真打起仗来，中国的鸡蛋都放在沿海一带，而西南、西北不堪一击，到时候一下就全打没了。如果这个问题搞好了，中国民族地区的开发，民族的亲和力增强了，国家的安全、国土的安全、主权的安全、民族的安全，就有了保障。 “新中国建立50年来，由于工业化建设的紧迫性和财力所限，难以实现大规模的跨区域调水，致使我们在大西北地区基本处于被动防御态势，未能有效地遏制沙漠化的猖狂进攻。现在不一样了，我国一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就达3万亿元，技术进步远非昔日可比，完全有能力在西北地区实施大规模的战略反攻，收复‘失地’，重整河山，调水兴利除害，变西北心腹大患为进一步发展的战略纵深与腹地，为中华民族在下一世纪的腾飞，铸就千年不坏之基。” 南水北调方案从600亿立方米的调水量有可能变成2000亿立方米，到了这个时候，南水北调的着眼点已经从解黄河沿岸之渴，变成全面整治国土，实现中华民族中兴的大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在40多年前，已经有人想到了。 （3）毛主席问：“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把南方的水借给北方一些？” 邓英淘、王小强和我谈起了林一山。原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早年参加革命，打败日本人后接着打老蒋，新中国一成立就脱了军装，从此跟水结下了不解之缘。 年初，王小强和崔鹤鸣来找林一山，听说是谈南水北调问题，老人激动得连鞋袜都顾不得穿，一口气谈了两个多小时，从一条江一条河开始谈，海拔、落差、地质地貌特征，全部印在老人的脑子里。 谈起林一山，几个人极度感慨。 你看看人家，那是什么胸怀。两个多小时就听他说，嗓门很大，思路极清楚，老革命啊，真不得了，林一山明白南水北调哪里是解决什么黄河断流的问题啊，那是为了解决祖国统一、安定团结、民族大业的问题。” 我去找林一山。88岁的林一山，双目失明。 近半个世纪前的一幕，他谈起来却恍如昨日。 1953年2月19日，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毛泽东主席从武汉军用码头登上长江舰，顺江东去。军舰离开码头时，林一山奉主席之命登舰。 刚刚安顿下来，秘书来找林一山，说，主席请您去谈工作。林一山带着地图，匆匆来到毛主席的船舱。 主席问我：“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把南方的水借给北方一些？这个问题你想过没有？” 我说：“想过，当我想到全国农村水利化等问题的时候，考虑过这个问题。” 主席又问：“你研究过这个问题没有？” 我说：“没有。” 主席用铅笔在地图上指着白龙江说：“我长征的时候路过这里，白龙江的水很大，能不能引向北方？” “不行。 “为什么？” “白龙江发源于秦岭，向东南流向四川盆地，越向下游水量越大，但地势越低，是不可能穿过秦岭把水引向北方的。越接近河源，工程的可能性越大，而水量却越小，因此引水的价值不大。” 主席又把铅笔指向嘉陵江干流的西汉水说：“这里行不行？” “不行。” 接着主席指着汉江问：“汉江行不行？” “汉江有可能。”我回答说。 主席眼睛一亮,问:“为什么?” 我说：“汉江与黄河、渭河只隔着秦岭平行向东，越往东地势越低，水量越大，引水工程规模反而越小。” 主席用铅笔在汉江上游至下游画了许多杠杠，每画一个杠杠他都要问：“这里行不行？” 我说：“这些地方都有可能性，但要研究哪个方案最好。” 当主席指向丹江口一带时，我说：“这里的可能性最大也可能是最好的引水线路。” 主席立刻间：“这是为什么？” “因为汉江再往下即转向南北，河谷变宽，没有高山，缺少兴建高坝的条件，所以也不具备向北方引水的有利条件。” 毛主席立刻高兴地说：“你回去以后立即派人勘察，一有资料就即刻给我写信。” 军舰快到南京时，主席又一次对我说：“三峡问题暂时不考虑开工，我只是先摸个底。但南水北调工作要抓紧。” 直到今天，林一山依然十分清晰地记得当时毛泽东主席谈到南水北调时急切的神态。从那以后的46年漫长的岁月里，林一山不敢有半点懈怠。 从长江舰回到武汉，林一山立刻开始了南水北调的前期调研工作。一有收获就给主席写信，他先后7次与毛泽东主席纵论中国水利事业。1968年，他主持修建了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在毛泽东的启发下，他修改了这一工程的设计思想，将它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重要一环。 但是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使得毛泽东主席再也无暇顾及南水北调的宏伟蓝图。 直到1994年，在林一山完全失明之前，这位耄耋老人每年驱车6000公里，4次翻越巴颜喀喇山，亲自勘察巴颜喀喇山分水岭活动。 “我研究5条江水怎样利用，怒江、金沙江、雅砻江、嘉陵江、大渡河，把它们引导到北方，我的目的是引到新疆。塔克拉玛干32万平方公里，罗布泊20万平方公里，光这里就是50多万平方公里。实际上河套的水从贺兰山口顺流而下就可以引到乌鲁木齐，大柳树海拔1250米，到乌鲁木齐700米，一直可以流到北疆。沙漠只要有水，粮食、棉花、水果都是优质品，沙漠改造成良田非常富庶，对于民族团结有好处，民族团结花多少钱买不到。这个问题主席最重视。” 王小强说：“当时是高瞻远瞩，现在是远虑近忧的问题。” 临离开林一山家，老人对我说：“‘我以前经常给主席给总理给小平同志写信，谈水利问题。将来还要给江泽民同志写。” （4）“大时空方案”——无异再造一个中国 从毛泽东主席在1953年首次提出南水北调问题之后，中国的科学家和水利工作者为此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先后提出了十多条不同的调水线路方案。其中，以水利部所提东中西三条线路最为著名。分别从长江上、中、下游引水，称为南水北调西线、中线、东线方案。 依照此方案：东线工程从长江下游扬州三江营江面引水，基本沿京杭运河逐级提水北送，流经洪泽湖、骆马湖、南四湖，在山东东平附近穿过黄河进入河北、天津。向黄淮海平原东部供水，终点天津。主要解决苏、鲁、冀、津等省市的缺水问题。 中线方案从汉江上的丹江口水库引水，沿伏牛山和太行山山前平原开渠输水，跨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经过河南南阳、平顶山、新乡和河北邯郸、石家庄、保定等城市一直流入北京。丹江口水库到北京高差100米，可以自流输水，是解决华北水资源危机的重大基础措施。 西线方案主要是从长江上游通天河及支流雅砻江、大渡河三处引水入黄河。西线工程主要解决青、甘、陕、宁夏、内蒙古等省区的缺水问题。 三线总的调水量约500－600亿立方米。 对上述方案，邓英淘、王小强说，这总的来说，还是个解渴的方案。 那么除了解渴，治本的方案在哪里呢？ 在已经提出的数十条引水线路方案中，不乏大智大勇，不乏真知灼见。遗憾的是，各自为战的科学家尚未能把各门户的优势综合起来。 从1998年岁末到1999年春天，邓、王、崔、杨等人与有关部门合作，就南水北调问题，走访了20多位水利专家学者和官员。在此基础上，他们综合各派意见，结合自己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大时空调水方案”。他们强调：“我们设想的南水北调，是一个大时空尺度的调水战略，以及由它联系起来的综合水利体系和国土整治的整体安排。包括空间尺度上的大规模调水和大跨度调水，时间尺度上的水资源年际调节和多年周期调节。” 这是一个极其复杂和庞大的计划—— 首先，调水规模在远期将达到2000亿立方米。这是大时空方案最根本的要素。说远期最远不应超过50年。 只有在具备了如此大规模的调水的可能性的时候，下述方案才有意义，即： （5）“一主 + 东西两翼”的调水布局 一主：以大规模调西南诸水到黄河上游，作为整个体系的战略总枢纽。 第一步，打通通天河，实现长江上游通天河、雅砻江、大渡河的南水北调；第二步，实现怒江、澜沧江的南水北调；第三步，实现雅鲁藏布江的南水北调。这一线路调水总量可达到1000亿立方米以上。它自源头沟通青藏高原六江河，挟高势能一泄而下，补北方双倍水源和水电。 西翼：黄河获得足够供水之后，从源头掉头向西，经柴达木盆地出阿尔金山口，绕行塔里木盆地一周，联通四周各条河流，实现供水、供电、防汛、生态四位一体的水利体系。届时，塔里木盆地周边百年来消失了的绿洲和胡杨林等天然生态系统可望恢复。甚至楼兰古国又将生出新绿。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固然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面貌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但是，各绿洲的生态应当大为改善，生产生活皆宜。 东翼：调整水利部南水北调中东线方案。东、中线引水不过黄河，东线只保江苏、山东；中线只保安徽、河南。两线共保淮河。 以上为第一阶段。 此后，实施南水北调的二级结构工程： 首先，在金沙江两千米高程上下，通连藏南的察隅河、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五条江河，实现以藏水补长江和五条江河联合防洪两个目标；并适时继续向东北方向通连大渡河。岷江、嘉陵江，实现向渭河输水，必要时，向汉江输水。 向长江补水，可大大减少调水之后长江的发电损失，其防洪效益更为可观，尤为重要的是，向长江补水越充分，在中下游调水的规模弹性就越大。 第二，黄河的引黄工程向 东、北、西以及黄土高原腹地四个方向延伸。东向覆盖渤海流域；黄河中上游全部绿化，水土流失得到充分控制；下游河水变清，河道缩窄、刷深、稳定，使黄河不再成为“悬河”；黄河三角洲尾闾稳定下来，河口固定下来，三角洲得以全面开发，成为经济发达区，兴起大都市；郑州以下常年通航，通航标准逐步提高；黄河泥沙则由黄河故道引向黄海出口，沉积形成又一个三角洲。 这就是无比辉宏的南水北调大时空方案。如果可行，无异于再造一个中国。 他们说：“调水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全面开发大西部和大规模国土整治的必要手段和前提条件。所以调水框架和体系的设计规划，应当符合水资源调配、水电开发与调配、调蓄水库规划与蓄洪排洪、国土整治这样四位一体的原则。总之，调水必须服从重整河山、再造中国的大局。” （6）“当时只是寻常事．过后思量倍有情” 邓英淘和同仁们将调水方案挨个送到许多热心此事的人们手中，征求意见。杜润生同志拿着他们的东西，—一审来，那架势近乎苛刻。 王小强说，我觉得杜老好像铁了心要驳倒我们的东西。可到了最后，杜老说，一定要马上抓紧时间干起来，再也耽误不起了。 1998年，邓英海先将自己一个初步的想法写成一篇文章，在一家内部刊物上发表。王小强将文章带给居住在香港的南怀瑾先生。南先生一看标题（再造一个中国），先笑了。这些个小朋友又在吹牛。随手就把文章放在一边。过了几天，王小强问，您看了那篇东西了吗？没看。王小强就简单介绍了文章的观点。南先生坐不住了，回到家马上打开文章，看后拍案叫绝。连连说，势在必行！非做不可！ 他马上把王小强找来，说，此事非干不可．我知道你们没有钱，我愿意个人先出一部分钱，作为活动经费。 过了三个星期，邓英淘也来到香港，和王小强一道去见南先生。他们的话题只有一个——南水北调。 王小强说：“目前看来，对于以自流的方式，每年调雅鲁藏布江及藏南诸河近2000亿立方米的水入黄河，争议最大。这确实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 南先生说：“‘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天下的很多事情，靠打笔墨官司，可能永远不会有结论，必须精思和力行。” 他们又谈起了36年前的河南林县人民的壮举——红旗渠。 邓英淘说：“红旗渠的建成应了一句古话：‘天下事或激或逼而成者，居其半。’那些人不正是中国的脊梁吗？” 南先生说：“以一县之力，几乎赤手空拳，积十年之功，成千年之业，壮哉，伟矣，善哉！佩服佩服！36年过去了，今天以一国之力，总不至于一百年还干不成一件关乎全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千秋大业吧？现在最要紧的是要行动起来，应该地不分南北东西，人不分党派出身，关心这件事，思考这件事，抛弃一切狭隘的学术门户之见，团结尽可能多的力量，来促成这件事。南水北调非做不可！举世誉之而不计，举世毁之而不顾。” 临别时，南先生语重心长:“英淘、小强啊，我送你们两句话：当时只是寻常事，过后思量倍有情。” 回到北京，他们立刻成立了 “参天水利资源工程研考会”。 “参天”二字源于（中庸）的“参天地之化有”。意思是说，天地有所缺憾，人生的真正意义，就是要参与弥补天地的缺憾。随即，他们开始了高强度的专家访谈。 后来，邓英淘、崔鹤鸣又远赴西藏，察看了17条藏水，向当地的水文地质部门人员广泛求教。 他们把所获得的成果随时发表在自己的刊物上。连续发了20多期。后来梁中锋读到了这些东西，激动不已。梁是从加拿大回来的学者。他找到文汇出版社，大肆鼓吹这一不同于以往的南水北调思路。把上海的编辑们感动得激情勃发，拍案而起：这部书我们出定了！ 于是梁中锋立刻向邓英淘索逼书稿。邓英淘把另外哥儿几个按在书案前，用18天时间将原稿继续充实修正，内容扩充了整一倍，终于按时交稿。文汇出版社的总编辑亲自负责编辑。不到一个月，书就出版了，书名就是 《再造中国）。 责任编辑钱汉东说：“我是老三届，下过乡插过队，我们这代人已经对很多东西都冷漠了，能够引起我们振奋的事不多了。我们上海人感兴趣的是股票、是经济问题。而这次，我作为第一读者是一口气读完书稿的。我非常振奋。真是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土！这种事，我们没有理由不支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绝不只是一句口号……” 在此书的序言部分．南怀瑾先生写道：不要误会这些方案是同于古代治河治水的奏议，其实这些提议都是学者、专家科学性的论证，听者有心，言将无过，真正行动起来，那是靠智、仁、勇具备的大德者来推动，才能完成一代千秋不朽的事功。 在此书正文的最后，邓英淘、王小强写道：‘“未来的历史发展将证明，我们今天的水资源调配与国土整治，或迟或早，可以融入一个更高的境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 
发表于 2011-10-17 16:5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