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该如何对话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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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该如何对话现代文明

　选自《环球时报》2018.6.11作者:师力斌

一 创造性转创新发展

习近平主席9日在上合组织青岛峰会欢迎宴会上的祝酒辞中指出，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倡导“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主张“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四海一家”。这种“和合”理念同“上海精神”有很多相通之处。

　　习主席在内政外交的诸多场合引经据典，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高度重视。他曾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十九大报告中也明确指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放眼今天的中国，中华民族阔步迈进在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生历史性变化的同时，新实践所提供的新机遇，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新挑战，移动互联网时代出现的新事物，以科技创新为驱动所产生的新创造，不断激发文化的嬗变。背靠悠久的文化传统，面对未来的宏伟蓝图，在过去一百年中西文化冲突较量融合的基础之上，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和能量。如何在新时代进行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实现“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的目标，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中国现在正面临“怎样变”的问题。一百年来，“西化”还是“中化”之争绵延不绝，其核心便是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如何创新。在全球化进程中，经济政治的腾飞需要文化的腾飞。文化腾飞之于国家和民族，其作用不输于硬实力。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那年，美国经济已然世界第一，但并没有因此得到西方认同。而美国真正成为西方霸主的时候，恰恰是文化大发展之后。

　　中国有哪些文化可向世界提供？优秀传统文化必然位列其中，因为这不仅是民族的营养，而且具有当下性和创造力。比如“大一统”的观念之于国家和地区稳定，比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之于人的社会关怀，比如家族观念之于人的情感维系，耕读传家的观念之于人的成长。优秀传统文化也必然是活的文化，像一条鱼，可以游在唐朝的河里，也能游在当代的水中。又像唐槐周柏那样的古树，在唐代可以郁郁葱葱，为古人所用，在现代仍可以生机勃勃，荫庇今人。

　　面对世界各民族文化，除了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孔孟老庄、李杜诗歌等影响深远的传统文化，当代中国还应当而且能够提供一系列新的文化，这个文化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光提供中国玩具、中国衣服、中国电器，还要提供中国眼光、中国标准、中国价值。

现在世界上盛行一家独大、自以为是的霸权文化。相比而言，中国外交实践中的和平共处，文艺事业中的百花齐放，就属于中国“和而不同”传统观念的创造性转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显然也继承了古代“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这些创造性的中国观念、中国价值，无疑对人类和平发展、人类美好生活提供了正能量。(作者是《北京文学》副主编)

二  转化发展切莫陷入误区  作者:尹韵公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繁荣富强起来以后，智士仁人总是会从历史文化中寻找发达原因。当代世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关注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亚洲四小龙”继日本重振之后，经济迅速发展，增长速度是西欧共同市场的3倍。

一些人认为，日本和“四小龙”均属儒家文明圈，其经济成功离不开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当时，东南亚地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讨论很是热闹了一阵子。如今面对中国的强势崛起，再度给予中华传统文化的强烈关注，进而提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命题，就不能不说是客观发展的必然要求了。

应当承认，作为在农业文明氛围和封建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华传统文化，既有大量精华，也有不少糟粕，我们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一味否定。唯有扬精华，弃糟粕，方可弘扬。尤其是要把现代性文明与古典性精华杂糅在一起，才能激活当代文化;只有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地统一于一体，才能蓬勃当代文化。

强大的历史穿透力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呈现。习主席曾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演讲等多个场合中提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体现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思想，在利益纷争、博弈激烈、群雄竞逐的当今世界，依然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中华传统文化中一些精华思想，至今仍然闪烁着耀眼的道义光芒，启发着人们的深刻思考。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在勃兴的文化热潮中，一些不健康元素似乎也在沉渣泛起。譬如，一些地方片面崇尚复古，非要学生穿着农业文明的宽袍大服在今天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的日常社会中作秀表演。又如，一些地方热衷于争夺名人故里权，或随性改变城市名称。须知，对历史名城保持一贯称呼，是对历史文化保持尊重和敬畏的表示。意大利首都罗马的名称，数千年不变。我国的历史名城如成都、邯郸等，虽地位和分量不及罗马，但能做到两千多年名称始终不变，已是实属不易。但我们许多历史名城的称呼被后人改来改去，实际上也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伤害和不敬。

一种倾向往往掩盖着另一种倾向。现在有些人把国学抬到至高至尊的地位。黑格尔曾经预言，古老的中国需要外来思想的刺激，才能复兴。中华民族选择了无数外来思想，最终才确认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民族复兴的根本指导思想。佛教学说经过了长达800年以上的时间，才达成了本土化的融入。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中国化，肯定也要花很长时间。作为一种先进思想和先进理论，马克思主义如何同中华传统文化交汇交流交融，从而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定是长期课题和任务。我们要千万记住：仅靠国学救不了中国。倘若国学能救中国，我们还要马克思主义做什么？!中国近现代史告诉我们：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作者是湖南师范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三 让“古今中西”融会贯通   作者: 张颐武

　鲁迅先生在1908年的《文化偏至论》中提出了“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重要见解。这其实对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参照。而通过“两创”，中华传统文化一定可以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这种贡献一方面是价值观和认识方式的贡献。由于中华文明在其漫长的发展进程中从未中断过，它所提供的智慧和洞察对于人类的价值观和对世界的认识方式可以有重要的参照和启迪。中华文化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都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为世界所认知。而中华文化以儒释道为中心的多样思想和精神资源历史上在东亚和世界就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当下也对于人类的文明和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另一方面，中华文化传承至今留下了无数重要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中都具有关键性的影响。这些中国人历史上创造的精华作为宝贵遗产，无论在审美、历史等所有的文化层面等均会给予当下世界重要的启迪。

　　这些宝贵的遗产都需要通过今天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来获得新的传承和传播。这从根本上也有助于消除对中国发展的误解和扭曲，让世界对中国有更多、更深入的理解和认知。这需要让传统从多方面获得“活化”，处理好“古今中西”的关系。在“古今”之间的关系上，其实我们所遇到的问题非常复杂。从汉语的表达上，“文言”和“白话”有很大差别，而古今生活中的差异更是巨大。传统文化经过了20世纪的“现代性”阐释之后，其实已经和过去有了极大的区别。其中的“可释性”问题，也就是古今之间的差异如何得以克服，如何以当代的方式阐释传统文化，如何让当代人理解传统文化，需要进行艰苦努力的工作。这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凭着我们的一厢情愿就简单实现。

　　在“中西”文化之间更存在着深刻差异，我们会遇到语言方面、生活方式方面、价值观方面的诸多问题。其中如何将中国的传统文化转换成为国际上其他文化易于理解的内容，也就是一个“可译性”的问题，是我们在文化“走出去”中经常遇到的。我们常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但从文化的“可译性”方面看，“越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也有自己的依据，即中国更加易于被他人普遍理解的文化反而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从这个角度看，在对外文化传播中，“可译性”问题可以说是难以回避的。只有具有“可译性”的文化才可能被了解。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实离不开这样的现实努力。

　　需要做的事有很多，主要包括：一是对中国传统核心价值和当代思想之间的对话有更多关切，通过更深入的阐释和对话让传统中国思想精神和当下世界有更多的联系;二是对传统诸多具体层面的展开做现代的理解和阐释;三是重视大众文化传播在传统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因为只有靠更生动、更为中国和全球公众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的传播，才能形成有效的传播;四是以开放的态度更多地在文明的互融互鉴中吸纳其他文化，保持自身的活力。中国古代成功地将佛教本土化并以中国化的方式在东亚传播就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作者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