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传统能解决现实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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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传统能解决现实问题吗

选自《环球时报》2008年9月12日

近几年来，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多对西方价值观念的再思索，随之而来的则是一股回望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是什么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当今的中国人可以从传统文化中获得什么？如何才能利用好传统资源？清华大学理论和政治学教授贝淡宁（Daniel A.Bell），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对这些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现代化带来了诸多好处，但也有不好的一面，那就是心理上的焦虑，儒家的道德规范可以填补伴随现代化而带来的道德真空

传统资源只能是我们的灵感来源，只能取其意得其神，然后重新创作，以旧开新，绝不可死守重复

中国可定会与西方有不一样的地方，关键要看这些不一样从哪里来，还要看这些不同时不是道德的、正当的

必须按照新问题重新创作中国文化

    　贝淡宁：可以预见，今后中国将成为一支重要的全球力量，这意味着中国应该确定它的文化遗产。近几年来，中国经历了儒家思想的复兴。其背后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现代化带来了诸多好处，但也有不好的一面，那就是心理上的焦虑。现在，对于社会地位和物质资源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而对社会责任的要求则在降低，对别人的关心越来越少。挣钱当然是现在生活的手段，但是什么是好生活呢？难道仅仅是保证好自己的幸福吗？至少是在中国，大多数人不认为自己是自私的。要让自己真正感觉好，我们需要对别人好。这就是儒家思想的影响：作为一个真正的人，要有承担社会责任和政治义务的美德。简而言之，儒家的道德规范可以填补伴随现代化而来的道德真空。同时，我们看到，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在很多讲话中也开始引用儒家的价值观，比如，和谐。政治实践也同样体现了相同的价值，比如，在一些地方，干部考察已经包含了孝道和家庭责任等标准。在海外，政府也通过孔子学院来推广儒家思想。

    此外，在面对中国现今一些社会和政治难题时，很多学者也开始转向儒家思想。在20世纪到部分时间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对传统持批评意见，并转向西方寻求灵感。但今天，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审视中国的传统，从传统中寻找社会和政治改革的方法。他们并没有全盘否定西化，但是他们都相信，一个稳定的合法的政治安排需要建立在，至少是部分建立在传统的政治理念之上。诸如贤者统治，举止文明和社会和谐这一类的观念，在独立于政府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中很有市场。

    　赵汀阳：与其说是儒家复兴，不如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儒家涵盖的范围相对来说还是小一些。复兴这个概念也让人有些犹豫这个说法好像有点猛了，而且现在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混合文化的存在，西方观念和中国概念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的并列资源。现在中国人传统有一种想象中的回归，实际上不是真正落实为实践和制度的回归，而是心情上的或是精神上的象征回归，很少有人愿意真做真干，因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好处是有矛盾的。儒家社会是建立在过去的那种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之上的，这在今天完全不合适。而且儒家社会所以在现代被批判，就是因为它有很多明显的缺陷，你可以看看清末民初的老照片，除了个别英雄豪杰，大多数人哪怕是少年都是阴沉麻木、萎靡怯懦的面目，这种精神面貌意味着失去了生命力和创造性，相比之下，今天中国人的面貌就灿烂多了。

    　今天唯一可能并且可取的做法是，在中国资源背景下，重新回到百家争鸣的时代，重新创作中国的文化，绝不能是简单回归，而必须是按照新问题去重新创作中国文化。如果没有创作性和现实感，传统就死了。像孟子、朱熹、王阳明等的思想论证在今天看来就是完全不合格的，概念混乱，逻辑不通。所以，传统资源只能是我们的灵感来源，只能取其意得其神，然后重新创作，以旧开新，绝不可死守重复。

    　贝淡宁：但我认为，还是要确定主流的思想，我们不可以什么思想都学，要有选择。我觉得在这方面，儒家还是有主要贡献的。比如，儒家强调社会责任，现代社会，包括中国，都强调个人主义，可社会责任是必须的。从哪来呢？儒家思想在这方面有比较重要的贡献。

赵汀阳：对，在中国的资源里，儒家思想所占的份额肯定比较大。古代中国在独尊儒学之后，也就是入学取得了优势意识形态地位之后，长期的情况是，中国的价值观基本以儒家为主，但处理具体事情所采取的方法论，却是以道家和兵家为主。那是一种把对方互动策略考虑在内的随机应变得方法论，这种思维方式的博弈论性质很强。中国人做事往往不易据普遍原则，讲究灵活应变，因地制宜什么的，这绝不是非理性的，而是另一种理性。西方的理性强调逻辑性，追求普遍原则，而中国的理性有些不同，这还需要研究，我倾向于把它说成是一种水性的理性，就是以水为榜样的方法论，也就是老子以水隐喻不断诠释的以柔克刚、顺势成事、寻找最小阻力的方法论。在考虑中国文化资源时，方法论应该与价值观同样重要。

失去精神生活就失去了价值标准和制度依据

赵汀阳：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欲望倒也不难理解。中国过去长期是一个革命的时代。法国大革命定调的革命模式是颠覆一切传统和权威。长期以来，一次又一次的革命已经将中国的传统颠覆差不多了。但革命有一个问题，很多分析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就是革命的后遗症是严重的，它使一切都变成了废墟破坏一座大楼是简单的，建一座却很难。革命者有个幻觉，以为打倒什么，也就是在创新。事实证明，这是错的，破坏就是破坏，绝非创造，你把楼拆了不等于有了新的楼。长期革命之后，人会感觉到匮乏和空虚，旧的去了，新的没来。失去精神生活，失去价值标准，失去生活、制度和道德的依据，社会必然会出现判断和行为的混乱。砸东西过瘾，砸完就傻了。所以就怀念旧传统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现在发展了。人在一穷二白的时候，想的只是吃饭，当有了物质，精神就成为突出问题，比如对文化身份（identity）的追求。传统的资源是最现成的，虽然未必样样都好，但它是最方便的，人们就迅速把它举起来。

贝淡宁：我认为传统文化不仅仅是“最方便”的，还有别的原因。人们会考虑什么东西是对自己最有价值的。很多人会发现，是家庭。那么哪种思想会强调家庭的价值呢？儒家思想正是最合适的，它可以解释人们生活中的一些行为，它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样的价值观能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准则。比如，汶川地震以后，很多中学生感到，我一定要到灾区去帮忙。这些关爱别人的想法是从哪来的？事实上，法制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人们认为自己对他人负有责任，就像汶川地震中表现出来的。很大程度上，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赵汀阳：汶川救灾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在互联网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它显示出中国人的思考方式、行为方式确实有别于西方社会的特点。这种特点到底是什么？一时还不能很好地描述清楚，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讨论。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一定于中国“家”观念有关，就像贝先生说的。在中国，家的观念是比较广义的概念，它是一个有弹性的可以无限开放的家，是一个推广型的家庭式社会。比如：在传统中国，乡亲是足够可以信任的关系，就像家里人似的，所以有“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之类的说法。这个家庭观念还可以推广到国家，甚至，在理想的状态下，推广至世界，就是所谓的“天下”一家。儒家的精髓就是孟子概括的“善推而已”，就是善于把家推广到整个世界。

贝淡宁：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如果你对比中国和西方的老板，问他们善待员工意味着什么，你会发现西方的老板会说，我要给员工工资，但中国的老板会说，我要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我的员工，一起吃饭，就像姐妹兄弟一样。还有师生的关系，我的同事将学生称为“弟子”，一开始我不明白，我问他“弟子”是什么，他告诉我就是学生。在西方，这是不可想象的。老师和学生一起唱歌，就像家人一样。这些其实都来自于儒家思想的影响。

赵汀阳：当然，这种推广型的家模式中也有很多问题，比如，费孝通指出的，推广到一定程度，恩义就非常寡薄了，这些问题需要儒家进一步回答。儒家的复兴也好，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也好，都需要重新创作，要以旧开新，而不是传统至尊，必须能解决今天的问题，这才是好的回归。一些带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回归，并不是一件好事情，把儒家思想变成不可质疑的宗教，举得太高，很累，容易出事。如果我们把儒家实实在在的看作是一个重要思想资源，就像柏拉图是西方的一个重要资源，就很好了，没有必要抬到类似基督教在西方的地位，那样既不真实又不利于思想创新。

至于汶川救灾和奥运会之类事件是否能够促进中国传统价值复兴，应该说，大事件总有某种精神遗产，不过，传统思想和价值的复兴在根本上更需要连续性的长期工作，首先需要深入的理论研究。把传统思想以通俗为名而庸俗化、弱智化和娱乐化，那是犯罪。事实上孔子、老子等的思想无需通俗化，小学生本来就能懂。同时，更需要落实为制度设计去解决现实问题，而不是变成空话、口号和广告。一句话，任何事情都需要付出真正的劳动，投机取巧不可能成就国家大业。

贝淡宁：我想在增强社会责任方面，长期的变化不仅仅产生自大事件，还需要通过教育和日常的活动来实现，也许这一点更重要。所以，学校应该多教授一些儒家思想。同时，还应该有一些社会活动让有权人和弱势群体同时参加，唤起有权人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并将这种同情扩展到更多贫困者身上。

复兴传统的中国不会威胁到西方

赵汀阳：很多人关心，传统文化的回归是不是会和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比如个人权利等等产生矛盾。问题肯定有，但并非不能融合。中国经过百年和西方文化的混合，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纯粹中国文化的国家，也不是一个西方文化的国家，而是一个跨文化存在。

中国的传统资源而面临的挑战很多，比如，中国过去是一个人情社会，但如今要成为一个法制社会，感情必然面对法制的挑战。同时，民主也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儒家虽然强调“民心所向”，但并没有发展出民主这种表达民心的技术手段。现代人一般认为民主这种技术手段是相对比较好的，当然，今天西方流行的民主模式存在很大缺点，还有待改进。各种文明都有它特殊的成就，民主是西方的发明，中国传统思想中没有这个概念，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但中国传统思想中有一些原则也许能够用来改进民主，这才是今天需要创新，才是中国思想在新条件下的发展，虽然和传统观念长得可能不太像，但有密切关系，就像儿子和父亲间的血缘关系一样。

贝淡宁：我觉得西方的“一人一票”的制度也有一些问题。比如，年轻人经验不够，他们的判断可能就不如年纪大的人的判断。很多社会学的研究都发现，老人的智慧比年轻人高，他们会从不同的角度理解，然后作出判断。再比如，信奉自由主义的人往往强调，我们都是平等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并不是事实。儒家则认为，我们要承认等级，所有的社会都有等级，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让有权人对没有权的人有一些关怀，让有钱人对社会的弱势群体有一些关怀。这一点值得学习和重视。

赵汀阳：“和”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中国概念，从古代到今天，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现在，人们理解“和”往往认为是要搞好关系，和平相处，照顾一下弱者之类。但“和”的真正思想含义其实要深刻得多了。古人最早的解释爱举例子，比如煮汤，如果你只用白水，加了一勺又一勺，那汤肯定不好喝，必须加上各种佐料，才成了美味；还比如，不同的意见能够互补然后获得最好的结论，如此等等。核心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必须找到合适的办法让不同的东西之间形成利益互补，或者形成绝对的利益挂钩，这样，损害别人的利益，自己的利益也会受损，促进他人利益，自己的利益也会改进，这样人们就不会冲突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当然，如何创造一个满足和谐标准的制度，这无论在国内社会还是在国际社会上，都是非常有难度的，需要有高超的智慧。

贝淡宁：西方有可能会怀疑中国恢复传统是一种威胁，但儒家传统不是一种威胁。西方也要承认，不是所有的国家都一定要按西方的模式来发展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西方不应该认为中国的全部传统都是封建价值，并要破化这些东西，这样的思想完全是错的。中国肯定会与西方有不一样的地方，关键要看这些不一样从哪里来，还要看这些不同时不是道德的、正当的。如果一些儒家价值观与西方的自由主义不同，但这些价值观同样是道德的，那么西方人就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将这些价值观视做一种威胁。也许，他们还会接受这样一种可能，就是从儒家的思想中获得资源，以充实他们自己的生活。

摘自环球时报，2008年9月12日，星期五，11版国际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