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氢弹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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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氢弹之父”

选自《读者》2018年22期   作者：邵峰

在中国核武器发展历程中，“氢弹之父”于敏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如今的中国才能和美、俄、英、法比肩，成为全球拥有氢弹的五个国家之一。因为他，中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氢弹技术，并且是在全球唯一能保持氢弹战备状态的国家！

少年励志

1926年8月16日，于敏出生于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于敏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小职员。和其他普通家庭一样，夫妻俩起早贪黑地工作，只为赚取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对于这个聪明的儿子，他们并没有过多的时间去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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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自幼喜欢读书，有过目不忘之能，书中的那些人物，如诸葛亮、岳飞等都是他崇敬的对象。和许多热血少年一样，当看到岳飞荡寇平虏、诸葛亮兴复汉室的壮志时，于敏总是想象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够为国家崛起效力，建功立业。

虽然家境贫寒，但是于敏自小聪明好学、机智过人。他在天津耀华中学念高中时，就以各科第一闻名全校。1944年，他顺利考入北京大学。但恰逢此时，父亲突然失业，在同窗好友的资助下，于敏才得以进入北大求学。

于敏刚刚进入北大时读的是工学院机电系，后来他发现，工学院教的都是别人已经研究出来的东西，强调的是知识的运用，太过简单没有意思。而他更喜欢探索未知的领域，喜欢寻根探源，沉浸在“纯粹”的理论之中。大二时，于敏发现物理学中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需要探索，于是他转入理学院，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从此便沉浸在物理学领域一发而不可收。

1949年大学毕业时，于敏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北大理学院的研究生。读研究生的于敏更是以聪慧闻名北大，让导师张宗燧大为赞赏。

国产专家

1951年，于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很快，他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专心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这个研究所集中了当时中国核领域的顶尖人才，其中就有于敏日后的挚友、两弹元勋邓稼先。

在进入研究所之前，于敏研究的是量子场论。于敏进入研究所时，我国已经开始了原子弹的理论研究。

量子物理和原子核物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理学分支，于敏必须从头学起。学习对敏来说，从来就不是一件难事。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于敏不仅掌握了国际核物理的发展趋势和研究焦点，还在关于核物理研究的关键领域，写出许多有重大影响力的论文和专著，其中包括于敏与杨立铭教授合著的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日本专家朝永振一郎曾亲自跑到中国，点名要见于敏这位奇才。一番学术交流后，朝永振一郎问道：“于先生是从国外哪所大学毕业的？”于敏风趣地说：“在我这里，除ABC外，基本都是国产的！”在得知于敏是一个从来没有出过国，也没有受过外国名师指导，靠独自钻研获得如此巨大研究成果的本土学者后，朝永振一郎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隐姓埋名

1961年，于敏已经是国内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的顶级专家，为我国原子弹工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这一年，他接到了新的任务。

1月的一天，于敏奉命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说：“经所里研究，并报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么样？”

从钱三强极其严肃的神情和语气里，于敏明白了，国家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理论论证也要尽快进行。

接着，钱三强拍拍于敏的肩膀，郑重地对他说：“咱们一定要把氢弹研制出来。我这样调兵遣将，请你不要有什么顾虑，相信你一定能干好！”

钱三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知道，原子弹和氢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一个是重核裂变，一个是轻核聚变，在理论研究上基本没有联系。让一个原子核物理专家去研究氢弹理论，不亚于强迫一只飞鸟去大海学游泳。

于敏若接受氢弹研究的任务，就意味着他得放弃持续了10年，已取得很大成绩的原子核研究，在一个基本不了解的领域从头开始。而且那个时候，氢弹理论在国内基本处于真空状态，找不到任何可供参考和学习的东西。虽然此时美、英、苏三国已经成功研制出氢弹，但是关于氢弹的资料都是绝密的，于敏研究氢弹，只能靠自己。

思考片刻后，于敏紧紧握着钱三强的手，点点头，毅然接受了这一重要任务。

这个决定改变了于敏的一生。从此，从事氢弹研究的于敏便隐姓埋名，全身心投入深奥的氢弹理论研究工作。

研究工作初期，于敏几乎是从一张白纸开始。他拼命学习，在当时中国遭受重重封锁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搜集国外相关信息，并依靠自己的勤奮进行艰难的理论探索。

与此同时，法国人也在研制氢弹，而且已经研究了好几年，科研条件也更好。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认为，以法国人的优越条件，一定会在中国之前研制出氢弹。

那个时候，可以说，除了知道氢弹是聚变反应，我国对氢弹的研究基本上是一片空白。于敏想去图书馆的书库中找与氢弹相关的点滴资料，比登天还难。于敏的研究方法也完全不同，既然找不到资料，那就自己去研究！

于敏研究氢弹理论的过程，完全可以媲美爱因斯坦思考出相对论的过程。二者都是不靠资料支持，完全凭无与伦比的智慧思考出来的。仅仅3年时间，于敏就解决了氢弹制造的理论问题，“突破了氢弹技术途径”。

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人用了7年3个月，英国用了4年7个月，苏联用了4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计算的繁复，而中国当时的设备更无法与他们的比。国内当时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用于氢弹研究。

不过于敏记忆力惊人，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员，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一篇又一篇论文交到钱三强手里，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

中国“氢弹之父”

在解决完理论问题后，接下来就是氢弹的制造问题了。但氢弹的制造难度比原子弹的要高千百倍。

1964年，邓稼先和于敏见面，进行了一次长谈，这两位顶级物理天才在一起，梳理了我国这些年氢弹研究的历程，很快制订了一份全新的氢弹研制计划。此后，二人分工合作，共同开始了我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工作。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轰动。

同年，于敏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9月，38岁的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抓紧设计了一批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要求。于敏带领科技人员总结经验，随即又设计出一批模型，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

于敏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电话。

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暗语，暗指氢弹研制工作有了突破。于敏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中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问道：“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这一年，于敏提出了氢弹从原理到构形的完整设想，解决了制造热核武器的关键性问题。由于于敏和邓稼先等人的努力，自此，我国氢弹研究开始从理论转入实际制造，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只是时间问题。

而此时，法国人的研究依然停留在氢弹构形问题上。

1967年6月17日早晨，载有氢弹的飞机进入罗布泊上空。8时整，随着指挥员“起爆”的指令，机舱随即打开，氢弹携着降落伞从空中急速落下。十几秒钟后，一声巨响，碧蓝的天空随即翻腾起熊熊烈火，传来滚滚的雷鸣声……当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第一颗氢弹在中国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中国自此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此时，法国人依然在黑暗中摸索。

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曾3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69年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于敏的胃病日益加重。当时，我国正在准备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那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

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他头冒冷汗、脸色苍白。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給他喂了些水。过了很长时间，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直到1971年10月，上级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于敏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

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经抢救方转危为安。后来许多人想起那一幕都感到后怕。

出院后，于敏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他又奔赴祖国西北地区。由于常年得不到休息，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他又一次休克。

在中国核武器研发历程中，于敏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于敏说，自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正是因为怀抱着对和平的强烈渴望，才让本有可能走上科学巅峰的自己，将一生奉献给了默默无闻的核武器研发事业。

于敏认为自己这一生有两个遗憾：一是没有机会到国外学习、深造、交流；二是对孩子们不够关心。

其实，于敏有很多次出国的机会，但是由于工作的关系，他都放弃了。

从1961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一直是保密的。1988年，名字解禁后，他第一次走出国门。

于敏婉拒了“氢弹之父”的称谓。他说，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算真正的独立。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让人遗忘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入祖国的强盛中，他便聊以自慰了。

（霍 君摘自《世纪人物》201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