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比较的视野看大国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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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比较的视野看大国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

选自《网上文章》作者：王立新
5月17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立新应邀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历史学院进行了一场讲座，题为“自由国际主义的挫败与大国竞争时代的来临：历史与比较的视角”。2015年王立新教授出版专著《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这本书中，他考察了自20世纪初崛起后的半个世纪中，美国对外政策的变化——从孤立主义转向了自由国际主义，以及这一政策转变背后的美国对于自身国家身份的思考。当下，美国的外交政策又在经历新一轮的变化，在此背景下中美关系也正在经历着巨大转折。王教授的讲座极具现实关怀。
从历史与现实出发，王教授在讲座中主要谈了两大问题：一是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中美大国竞争时代是如何来临的，如何走到了当下的局面；二是比较正在到来的中美竞争与历史上的大国竞争的异同，以及未来可能展现出的竞争面貌。
一　大国竞争时代的历史考察
中美竞争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王教授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选择了一个侧面来论述，即美国自由国际主义外交政策的失败——正是这个失败导致了当下美国的对外战略、中美关系，乃至整个国际关系的变化。
自由国际主义是一战时期由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在特朗普上任美国总统之前，这是美国外交决策圈中占主导地位的外交思想。一战前后，面对崛起的美国，威尔逊通过一系列演讲提出了一整套新的国际与外交思想，其主旨就是要用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的利益来重构过去欧洲主导的世界秩序。一战以前，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奉行的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威尔逊认为这无法维护世界和平，也无法维护欧洲和美国的安全，他提出要按照古典自由主义三大原则来再造国际秩序：
首先，在经济领域，自由国际主义主张在国际经济关系中采取市场开放、自由贸易和经济一体化的原则，通过开放市场，减低关税，来促进各国贸易和经济一体化，取代一战前欧洲各国的重商主义。其次，在国家内部要奉行自决民主和人权的原则。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中最重要的就是民族自决，他认为一战源自德国的专制制度，很大意义上是一场帝国的战争，而民主共同体的扩大有利于美国安全和世界的和平。人权思想，则是威尔逊的后继者富兰克林•罗斯福发展出来的。在国际安全领域，威尔逊主张要促进法治，促进国家之间的合作与集体安全，取代均势政治和马基雅维利主义——外交领域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倡导的是，国家的对外政策出于国家理性，国家可以不遵守道德和伦理的标准，国家为了自己的安全和利益可以背信弃义，可以签订密约，可以欺诈；而国联奉行的则是集体安全原则。
新的国际秩序在上述三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威尔逊及其追随者认为，奉行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的国家，在对外关系中会采取和平的手段，促进本国和世界经济的繁荣，经济繁荣会产生一批中产阶级，他们会要求政治参与和公民权利，会实行民主，民主又奉行自由经济和市场开放，从而促进经济繁荣。在威尔逊看来，民主国家可以和美国成为伙伴和盟友，而不是敌人。民主国家倾向于合作，而不是战争，这样更有利于集体安全。
此外，威尔逊还提出美国必须放弃孤立主义，奉行国际主义，必须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甚至领导世界。这两方面的内容加在一起，就是自由国际主义，即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和美国国际主义外交政策的结合。威尔逊就是秉持这个原则期望在巴黎和会上来重构国际秩序。
然而，事与愿违。一战后，威尔逊的主张在欧洲、在美国国内都遭遇到了挫折。
在欧洲，威尔逊主义遭遇了英法的抵制。法国总统不相信威尔逊的道德说教，他认为维护战后法国和平的最佳方案就是肢解德国，尽可能地削弱德国，让德国不能东山再起。凡尔赛条约把战争罪责归咎于德国，对德国要求巨额赔偿，德国丧失所有海外殖民地和欧洲的大片领土，这些都埋下了日后复仇的种子。而在美国，民众和国会也拒绝了威尔逊为美国设定的、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领导世界的国际角色。
威尔逊的主张在当时带有很强的党派色彩——这是民主党的政策，而1920年代的美国由共和党执政，共和党政府不接受威尔逊的主张。接连三任共和党的政府，尽管都积极推进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但实行的是有限的保守的对外政策。1930年代大危机之后，孤立主义政策更是主导了美国社会，主导了一大批精英对国际事务的理解。二战爆发后，当时执政的民主党总统罗斯福是威尔逊的信徒。从1942年之后，在思考“要建立什么样的战后世界”这个问题时，美国社会基本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要恢复威尔逊倡导的国际秩序，而且要有所改进和有所发展。二战结束前后，罗斯福、赫尔和杜鲁门以布雷顿森林体系、联合国和“世界人权宣言”作为三大支柱建构了一套新的国际秩序。这一努力最终也得以实现。二战前后，国际秩序实现了美国化，美国基本确立了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导地位。罗斯福在此阶段试图通过联合国来实现美苏的合作，从而实现世界和平。然而，冷战兴起，1947年开始，美苏由合作转为对抗。
苏联不认同美国在战后建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其结果就是，世界分裂成了东西对立的两极世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不再是一个世界性的秩序，成了西方的秩序。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为十几个国家，中国正通过改革开放走向市场经济，美国成了超级大国，没有对手，自由国际主义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成为全球性的秩序，在全球范围内没有挑战者，世界进入“美国治下的和平”。
二　自由国际主义的成就与挫败
回顾自由国际主义的演进历程，在这套外交思想的指导下，美国的对外政策取得了四个方面的成就。
第一，是民主共同体的扩大和人权观念的广泛传播，民主共同体的扩大特别体现在二战期间美国对其最强大的敌人——德国和日本的改造，如今，大家已形成共识，德国、日本是西方式的民主国家。美国对外政策在这一点上的成就不仅体现在变敌人为民主国家，还包括其他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亨廷顿提出“民主化的长波”，其中第二波和第三波的民主化，就和美国的崛起、它所奉行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在海外对西式民主的促进有很大关系。特别是第三波民主化，从七十年代西班牙弗朗哥的倒台开始，经历了冷战时期东亚地区的民主化，到冷战结束后东欧和东南欧的民主化进程。尽管部分国家、地区的民主还不成熟，但基本上现代民主的框架已搭建起来了。人权观念的传播也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有关，这也是难以否认的事实。
第二个方面成就，是世界经济的长期繁荣和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贫困的减少。二战后，欧洲国家在美国援助下很快实现了经济复兴，这与布雷顿森林体系有重要关系。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金砖四国，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腾飞。融入全球化进程，参与到全球生产的经济分工，中印经济由此而得以发展。而相对于二战以前和更早的时期，贫困普遍减少，很大程度上，这也是美国推行的自由国际主义外交政策的重要成就。第三，是暴力和战争的减少，大国之间实现了长期和平。第四，前述的诸多成就，也促进了美国的安全、繁荣和世界领导地位。
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遭遇了失败和挫折。首先就是越战的失败。越战是美国在冷战中最大的战略错误，损害了美国的国家信誉，改变了美苏之间在全球范围内的战略平衡，被视为美国外交史上最大的失败。其次，伊拉克战争引发的灾难和中东的混乱也是美国推行自由国际主义秩序的一大失败。就军事行动来说，美国很快赢得了战争，但同时失去了和平。军事活动结束之后，伊拉克国内面临的是长期的恐怖主义活动、局部的冲突、内战，以及伊斯兰国的崛起，这些都和美国推翻伊拉克政权而引发了中东的混乱有密切关系。小布什提出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没有成功，中东地区到现在仍在处于动荡之中，这极大地打击了西式民主的信誉。第三个失败就是金融危机的爆发。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美国推行自由贸易、开放市场与全球化的进程是有密切关系的，在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人员、信息不加限制的流动，金融投机行为的产生促发了源起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而这场危机又引发了全世界的经济衰退。美国遭遇的第四个挫败就是对华战略的失败，这也是近年美国战略界和外交决策层达成的共识，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中美关系迎来了变局。
三　美国对华战略的历史转向
冷战结束后，尼克松于1972年访华，由此中美关系开启了一段新的旅程。尼克松寻求改善中美关系主要出于地缘政治考虑，即联合中国对抗、遏制苏联，其时美国的对华战略是一种现实主义战略。从尼克松访华到卡特的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的主要目标就是联中制苏，这一战略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
到九十年代初期，美国开始重新审议这一对华政策。此时美国已经没有了来自苏联的威胁。地缘政治需要难以继续成为美中关系的基础。克林顿提出，美国对华政策的最终目标是，让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通过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培育中国的中产阶层，使其成为美国的伙伴。这是一种自由主义大战略。克林顿与江泽民实现互访之后，中美关系被定位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美关系由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克林顿提出的这一对华战略的最终目标，是想要中国实现思想的多元和政治的民主——当然这里说的是西方的民主，接受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成为所谓“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然而，从去年开始，美国大体上达成共识，认为这个对华战略已告失败。
首先，他们认为中国正在谋求亚太领域的主导地位，并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其影响，正在或已经成为美国的对手。其次，近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在美国人看来，这是在挑战美国构建的国际秩序，构建一个新的秩序。再者，过去美国希冀通过对华战略使西方价值观在中国深植，并由此使中国成为其伙伴，然而，如今美国智囊认为，这一判断和想法是错误的，中国政治不可能走向美国人所设计的道路。而且，美国还指责中国在努力传播其发展模式和威权制度，已经成为美国的意识形态对手。这是当下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他们甚至认为，对华战略的失败是自由国际主义遭遇的最大挫败，所以要改弦更辙。当下中美竞争的局面，正是其改弦更辙的一个体现。
自由国际主义为什么会遭受到挫败？王教授认为，首先这源自美国力量的傲慢。冷战时期，由于苏联的牵制，美国在对外关系中比较审慎和克制，而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权力没有制约就会被滥用，发动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典型表现。其次，这也缘于自由国际主义内在的困境，武力输出民主不可能成功，美国可以给伊拉克一部宪法，但是那里没有可以让民主成长的土壤，民主这棵大树的移植又如何能够成功？再者，王教授借用了加拿大华裔政治学家吴国光的说法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威权国家比（西式）民主国家更具优势，那就是，威权国家（强大的国家机器）比民主国家更能为跨国资本提供了谋求超额利润的环境，从而能吸引更多的跨国资本，并因此从全球化进程中受益更多。而自由国际主义的挫败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包括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和全球实力对比的变化、民粹主义的兴起，还有西式民主的信誉受到打击，威权主义得势。这些变化最终体现在政治上的后果就是，现实主义在美国的复兴和美国对华战略的转变。
特朗普上台后开始实行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政策，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向中国和他的盟友发动贸易战，强调美国优先，从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对全球化的大力推动转向了要反思全球化。在安全领域不再重视多边的安全合作，加强自身军力，建太空军，增加国防开支，建设新的航空母舰。在全球治理方面，美国退出了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等国际组织，实行单边主义。对外，特朗普对促进民主也不感兴趣，美国的对外政策从促进民主转向“维护既有民主的成功”。而且，美国对继续扮演世界领导角色三心二意，要求减轻自身领导负担，要求盟国增加经费。至于对华战略，王教授认为，美国正从全面接触转向制衡，甚至是遏制中国——目前摇摆于制衡和遏制之间。
一方面美国采取措施减少或降低中国崛起对美国利益的损害，诸如支持亚洲其他国家（越南、印度等）的崛起，缩小其与中国的差距，同时加强自身和亚洲盟友的关系，限制和约束中国。另一方面，在国内，美国增加国防开支，修正全球化弊端，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更进一步进行科技创新。而且，美国采取措施阻止中国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和科技创新中获利，以此试图迟滞中国崛起的进程。针对我国近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美国则以各种理由进行指责，对中国的外交举措进行反制，而美国自己又筹措资金向欠发达国家进行基础设施的投资。这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尚未到遏制中国的阶段。未来若是走向遏制、孤立中国的阶段，美国可能会采取哪些措施呢？王教授在讲座中也按照可能性的大小对未来美国可能采取的对华政策和措施进行了排序：包括发动意识形态攻势来影响中国的政治；利用台湾和南海问题在地缘政治领域牵制中国；协调与西方盟国的关系，建立共同对付中国的联盟；打俄国牌，实施“反向尼克松战略”，实质性改善美俄关系，构建有利于美国的战略平衡；建立针对中国的更紧密的多边和双边军事同盟；在经济上和中国全面脱钩，重构全球产业链，孤立中国。排在前面的可能性最大，排在后面的可能性最小，“最小”并不意味着“完全不可能”。
四　竞争，还是对抗？
与历史上曾出现过的三次大国竞争——一战前的英德竞争，1930年代的美日对抗，美苏冷战——相比较，中美竞争与前三次大国竞争有相似性，比如都是在资本主义遭遇全球性危机背景下发生的，新兴国家都出现追求国家强大的高昂的民族主义。特别是要在资本主义全球危机背景下理解当前的中美竞争。竞争中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对抗兼而有之。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陷入经济萧条，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声望受到沉重打击，而中国经济在世界主要国家中显得一枝独秀，民族自信高涨。而且，金融危机之后东西方力量对比更是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中国高涨的民族自信进一步追求国家的强大，西方，尤其是美国也意识到这一点，并因此深以为惧，未雨绸缪。
王教授指出，当下中美竞争与历史上的最大差异性在于：中国的崛起不是通过对外扩张和建立封闭的经济体系来实现的，中国是通过进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和参与全球化进程实现经济腾飞和国力增长的，所以，美国难以建立反中同盟；而且在全球化进程中，中美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远超过历史上大国之间的经济联系，美国也难以孤立中国。当下美中之间的实力差距、经济差距小于当年美苏、美日之间的实力差距，使得未来中美竞争的结果难以预测，而且中美之间的竞争是两个核大国之间的竞争，这消除了两国全面战争的可能。如此一来，中美竞争将是长期的、低烈度的，以制度竞争为核心的全面竞争。当前摆在我们面前最紧迫的任务是不要让中美竞争演变为全面对抗，防止美国把中国当成最大的敌人。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国运，也与每个中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