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最先进：习主席中国思想学会正名总策划公告（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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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先进：习主席中国思想学会正名总策划公告（15号）

俄华智库 中国芬笙山人工作站 2021年8月13日

中美、中美

选自《参考消息》2021年8月12日

一  中美关系正进入一个新时代

——专访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丹尼斯·西蒙

    “也许读完了这本书，你们就能明白为什么你们的父亲经常去中国，因为那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国度。”
    这是1991年丹尼斯·西蒙博士在他的第一本书——《中国的技术创新：以上海电子工业为例》中写给自己孩子的赠言。
    西蒙在中国昆山杜克大学做了五年常务副校长，2020年6月退休返美。在过去40年里，他始终致力于研究中国的人才培养体系、高等教育国际化以及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发展等问题。2006年，西蒙被授予中国政府友谊奖，该奖是中国授予外国专家的最高奖项。

（一）中国人展现强大韧性

    1981年，西蒙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一年后，第一次来到中国。
    “我有幸见证了从提出‘中国特色现代化’、开始改革开放。到当下2021年中国正成为一个，经济日益繁荣发达的经济体的全过程。”西蒙说，“这是我在世界各地经历的最难忘的大事件之一，它不仅是我的事业，也是我人生的一部分。”
    1981年那次中国之行，西蒙花了三周时间游览了中国八九个城市。令西蒙难忘的一件事是，中国电力行业当时还没有发展起来，即使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晚上也是一片漆黑。那时的街上根本见不到霓虹灯和广告牌，或者其他装饰性的设计。
    谈及中国经济与社会快速变化的主要原因，西蒙认为，“有三个关键因素不容忽视”——重视家庭的观念、教育改变命运的信念和辛勤工作的精神。
    “确保孩子们有吃有穿、有房住、有好的工作和生活，这是中国父母一生所求，也是中国家庭理念的核心，是中国整个文化和社会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价值观。”西蒙说。
    第二个因素是中国人重视教育。他说：“教育确实是推动社会向上流动的关键变量。”
    再就是中国人很勤劳。西蒙说：“改革年代使得人们可以通过勤劳致富过上好日子。中国人在困难时刻总会展现强大的韧性。我常把中国人比喻成竹子，它们会被压弯，却不会被压折。中国人非常非常敬业。”

（二）中美科技水平不断接近

    具体来分析，西蒙认为。中国之所以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成就，“最首要的因素是政府对于通过经济改革改善国民生活水平、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投入力度”。
    其次，对外开放、加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对中国也“非常非常重要”。西蒙说：“文化层面，这让中国人了解到其他国家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经验。也许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和科技方面，开放给中国打开了接触世界知识宝库的机会。”
    西蒙说，中国非常善于从其他国家的成功与教训中吸取经验，来化解本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的许多新的挑战。“事实证明，这种善于学习的心态是中国成功的另外一个关键因素”。
    “最后我想说。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的自主创新，特别是在教育和科技方面的努力。政府在教育上的不断增长的投入已经取得了丰硕回报。”他说。
    “中国对科学技术的大力投资也非常关键。特别是在过去的10年到15年里，回报是巨大的。”他说，“现在中国自主创新不断，正从一个技术接受者转变为技术提供者。”
    “我可以肯定，中美之间原本(科技上)戏剧性的不对称已不复存在，双方水平正在不断接近。这意味着协商与合作的动力需要改变。”西蒙说。
    “中美两国都可以是给予者或者接受者，这将改变两国间的原有关系。中美现在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思考如何相互交流与合作。”他补充道，“中美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需要制定新的规则来引导两国关系的发展。”

（三）“3P”准则”处理中美关系

    西蒙表示，他对美中关系的未来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我们现在要认识到，世界正在从一个基本由美国主导的体系转向一个更加多极的体系，有更多的国家希望发挥也理应发挥影响力。”西蒙说。
    他建议，美中在处理双边关系时必须采用“3P准则——耐心、坚持和毅力”，美中应该建立以相互尊重与信任为基础的双边关系。
    “回顾过去三四年，对像我这样的人来说，美中关系一直比较困难，这种状态还会持续一段时间。40年来我一直致力于在美中之间搭建交流的桥梁。”西蒙说。
    “但有些人采取了一系列草率行动试图破坏已经搭建的桥梁。我正与两国不少有识之士一起，努力重建现有的桥梁，并努力培养下一代‘架桥人’。”
    “中美两个社会间的接触和交流从点到面已比40年前扩大太多了。因此，我们需要改变思维模式。现在是搭建新框架的时候了。我们需要发展新一代的互动与接触模式。”他说，“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1979年的中国，美国也一样。”
    “希望我们能为未来40年的中美关系打基础。我无法想象哪个全球性问题或事件是可以抛开中美两国的参与就能妥善解决的。我确信为了一个更好的明天，这是我们必须为之努力奋斗的。”西蒙说。
    西蒙指出，尽管中美关系时有起伏，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无论你怎么描述，都是A+级，双赢的”。“美中两国人文交流之深远远超过政府间的接触。”他说。
    西蒙说：“在昆山杜克大学工作的5年里，我们竭尽所能在合作双方之间，往更大里说，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搭建高质量的桥梁。”
    西蒙认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应同中方进一步扩大人文交流。“你需要全面了解今天的中国。外来的客人需要全面感受中国社会之大之复杂，才能理解其政府所面临的挑战——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

二  中美存在被忽视的共同利益

哈佛大学学者奥弗霍尔特文章

●美中存在目前被忽视的巨大共同利益；中国不是恶魔，美国的盟友也不是天使；美国需要活在现实世界里，而不是活在所希望的世界里
    ●中国没有强迫或诱使其他国家采用它的发展模式，但与印度相比，它在改善本国人民生活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这对我们坚称的“西方民主制度对处于任何发展水平的任何国家都有效”这一立场提出了挑战
    ●中美合作使我们的世界真正有希望应对下一代人面临的根本性挑战；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如果中国像印度一样仍然深陷贫困，迎接这些挑战的希望就会渺茫

   【美国《欧亚评论》网站8月8日文章】题：中国和美国：新时代新博弈（作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高级研究员威廉·H·奥弗霍尔特）
    中美之间的博弈不同于过去崛起中的大国与既有大国间的冲突。对此类较量的大多数分析是基于二战前的历史，没有注意到二战后博弈发生了根本改变。有时，当游戏规则或工具发生变化时，风险和最优战略也会发生变化。
    主要学者和战略家往往会错误解读过去中美冲突的教训，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些根本性的变化带来了新的博弈。
    学科的条条框框导致学者们对政治——军事关系的过度强调，并使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忽视决定性的经济问题。负责处理美中关系的领导人同样过于强调军事，因为在和平时期，我们的国家资源分配取决于国会里的游说，军工复合体往往在国会里具有压倒性优势；
    如何正确理解和展开博弈，同时处理两国关系中的其他关键问题，这将是贯穿本文的全部内容。其中的要点是：军事冲突远非不可避免；我们与中国存在严重冲突，但也存在目前被忽视的巨大共同利益；中国不是恶魔，我们的盟友也不是活在我们所希望的世界里；最重要的是，为了继续成为世界领袖，美国必须参与新的博弈。

（一） 经济博弈成新方式

    美中关系的一个常见类比是修昔底德陷阱。从古希腊时期到到二战，当崛起中的大国与既有大国相遇，每四次相遇中约有三次会爆发战争。从古希腊到二战，主要的冲突通常是邻国之间的冲突，各国都利用军力从邻国手中夺取领土，但二战后的冲突并不是这样。两件事情发生了变化；我们学会了如何让经济更快地增长；军事技术（不仅仅是核技术）变得更具破坏性。如果双方追求的是获得大国统治地位的旧方法，那么它们都很可能会失败。
    因此，通往成为或维持一个大国的道路主要是经济之路。这是世界运行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一场新的博亦。忽视这一点，无异于经济学家忽视了工业革命。
    冷战期间，美国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因为我们必须在柏林空运物资和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占上风。但最终赢得冷战的是我们的经济战略。我们提供了决定性的援助和体系建设计划，然后我们利用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为三大支柱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创建了一个以我们自己为中心的全球发展网络，以一种可持续和不断增长的方式提升伙伴和盟友。
    相形之下，苏联把所有资涯都投入了军队，同时维持一个传统的帝国，最终使自己破产。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经济上的胜利。美国用新方法博弈，苏联用旧方法，所以苏联输了。
    通往成功大国之路已成为一种受强大军队（或拥有具备强大军队的盟友）保护的经济战略。经济战略不同于军事战略，因为它们本质上不是零和博弈，能实现双赢。当德国和法国开战时，一方获胜，另一方则失败。但当美日或美中展开竞争时，双方都能实现繁荣。
    中国距美国有8000英里之遥，美中领土问题微不足道。如果我们像二战前的大国那样行事，就有可能把修昔底德陷阱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如果我们按照传统的方式博弈，那么可能真的会陷入困境。格雷厄姆·艾利森的《注定一战》一书精辟地阐述了这一后果。我们可能会因在经济管理上的失误而在领导权之争中败下阵来。军事冲突不是历史定律，尤其是二战后。

（二） 经济合作利好世界

    虽然我们与中国存在需要采取果断行动加以解决的冲突，但我们也有巨大的共同利益。例如，中国对美国贸易和投资的开放程度远超美方盟友日本和韩国。这种对贸易的开放态度使我们在2007年至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挽救了每况愈下的通用汽车公司和大量就业岗位。汽车公司、电影业、全球主要奢侈品制造商以及其他大部分经济部门，只有在能够满足中国需求的情况下才能生存。现在，世界消费市场的重心是亚洲，主要是中国。这种可能性只会越来越大，主张脱钩的人——他们通常只将中国视为供应国——可能会导致美国急剧衰落。两国的共同利益是密不可分的。

    有效的中美经济合作已带来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脱贫。在人类存在的几千年里，人类首次拥有了比我们实际需要的更多的基本生活品——衣服、食物及其他很多东西。由此带来的稳定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不满和恐怖主义的减少，产生了巨大的国家安全利益。

    中美合作让世界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这个时代的大多数就业岗位在服务部门，大多是高收入的，而且极少有农业和工业时代的繁重体力活。中美合作使我们的世界真正有希望应对下一代人面临的根本性挑战；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如果中国像印度一样仍然深陷贫困，迎接这些挑战的希望就会渺茫。

    美国两党政治家都知道这一点，但他们更愿意只关注与中国的冲突。他们尤其喜欢指责中国让我们无法适应自动化世界。十年内失去300万个制造业岗位虽然对美国社会构成了严重的压力，但当中国曾经面临失去4500万个国有企业岗位——主要是制造业岗位——时，他们的领导人帮助下岗工人再就业——新的就业岗位主要是在服务业领域，而非责怪美国。但我们的政客选择指责中国，而不是应对国内的社会危机。

（三） 多体制并存是常态

    以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伦·弗里德伯格为首，许多美国评论人士认为，我们不能与另一个拥有不同体制的大国共存。这一教训是从纳粹德国和苏联的掠夺中汲取的。但与纳粹德国和苏联的独裁统治不同，中国并没有试图将其制度强加给其他国家。与俄罗斯不同，中国并没有寻求破坏民主国家的稳定。中国认为其体制是独一无二的。北京的口头禅是，每个国家都该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不受外来压力的影响。

    虽然中国没有强迫或诱使其他国家采用它的发展模式，但与印度或菲律宾相比，它在改善本国人民生活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这对我们坚称的“西方民主制度对处于任何发展水平的任何国家都有效”这一立场提出了挑战。

    虽然中国以前曾被西方政治经济模式所吸引，但2007年至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上台和英国脱欧让中国领导人相信，西方政治经济模式板易受灾难性的经济管理不善的影响。

    我们无法用武力、颠覆破坏或经济上的阻碍因素来驳倒这一观点。我们必须找到办法，让民主制度在印度、非洲以及我们国内发挥比过去更好的作用。如果我们坚持说与中国相比，印度社会发展得更好，因为人们活得有尊严，那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有理由对此感到蔑视。这是一个重大挑战，但它是我们和印度的问题，不是中国造成的威胁。

    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结果？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无法打败中国或者在与中国的较量中占上风；反过来说，中国亦是如此。我们有一个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这个竞争对手并不寻求发动战争。从历史上看，多体制并存的世界是常态。

  

（四）“一带一路”更胜一筹

    在冷战时期，我们凭借地缘经济战略赢得了地缘政治博弈的胜利。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一道为全球基建提供资金，它们制定国际标准并管理经济危机。

    经济上的成功使我们的联盟体系变得稳定、有活力和统一。保持军事优势绝对是必要的，但光靠这一点还不够，经济上的博弈才是核心。

    在赢得冷战后，我们允许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机构和援助机制日渐走向萎缩。在1994年的墨西哥救援行动后，美国国会禁止了此类救援计划，，使其在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无法营救泰国等盟友。吝啬的国会拒绝增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本——尽管增加资本最终不会让美国付出任何代价。国会不想改革这些国际机构的管理方式，以适应今天而非上世纪40年代的世界经济。改革意味着将部分权力让给崛起中的国家，尤其是中国。目光短浅的领导人削减了国务院预算，取消了美国新闻署，截断我们的援助和机构建设发展计划。

    限制中国、使其难以发挥作用，这样的努力制造了真空，比如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仍有12万亿美元的缺口。近来，国际经济一体化、改善环境和缓解气候变化等方面出现了领导真空。中国填补了这一真空。它的“一带一路”倡议现在是大博弈。

    中国效仿我们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设立开发银行为基建提供资金：系统性地创建共同标准（在铁路，通关程序、信息技术标准等方面）；努力将人民币打连成一种国际化货币；建立货币交换体系，在经济危机时期援助其他国家：建立机构来解放贸易和投资。此外，中国如今在形形色色的绿色能源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它在环保方面的支出超过了美国或整个欧洲，而我们却放弃领导地位，对日渐衰落的煤炭行业提供补贴。

    和过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样，“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宏大愿景。中国召集40多个非洲国家元首来制定发展计划，然后为它们提供资金。相比之下，美国为其他国家提供特种部队来打击恐怖主义，往海外派驻海军和空军力量。如果说这是一场争夺影响力的博弈，那么中国赢了。近来，我们在非洲扩大影响力的最主要工具是乔治·W·布什总统的艾滋病倡议，即“总统救济艾滋病患者应急计划”。即便在反恐问题上，我们可以赢得局部战斗的胜利，但从长远来看，“一带一路”倡议能够遏制恐怖主义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主要作用于受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成功影响最小的地区，也就是中亚、中东和非洲。如果像美国决策者最近所做的那样，仅仅指责“一带一路”倡议却不付出任何努力，只会让我们自己名誉扫地。

    “一带一路”倡议有许多优势。它把共同发展作为中国政策和品牌的核心。其公路、铁路、港口和电信设施正在连接非洲和中亚。“一带一路”倡议让中国企业把触角延伸到全球。当“一带一路”倡议承诺修建一条公路时，它会立即开始动工，而世界银行可能要花8年时间才能作出决定。就像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令西欧和东亚加速复苏那样，“一带一路”倡议也加速了2l世纪的巨浪；欧亚十国一体化和非洲崛起。“一带一路”倡议所设想的全球发展网络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构想要复杂得多，后者主要采用双边思维。

   

（五） 美国进行了错误博弈

    为什么美国没有进行正确的博弈，尽管其冷战战略带来了现代史上最成功的大国竞争结果？问题的一小部分在于，我们的学者未能阐明这场新博弈。但最大的问题是，在和平时期，我们的资源是由国会游说来分配的，而不是出于战略考量。

    在国家安全层面，这种竞争与共同利益并存的局面反映了问题的轻重缓急。中美合作推动了全球发展，这当中的国家安全裨益从未被计算在内，但它们至关重要。中国领导人清楚地意识到美中双方存在共同利益，中方并不像俄罗斯那样谋求破坏美国和欧盟民主国家的稳定。

    为了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美国人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有一个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在乔治·W·布什总统执政时期，我们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选择应对这一局面，或选择核战争。中国想要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但它并不想摧毁美国。

    当我们努力遏制中国、不让它发挥应有的作用时，我们伤害了自己，也制造了一个实际上让中国变得更强的真空。我们必须面对现实。

    尽管美国能够与中国共存，但美国必须成功参与这场博弈。在冷战时期，我们融合了国力的所有元素——外交，信息、军事和经济。现在，我们拥有世界历史上最精良的军队，但我们任由其他工具日渐萎缩。我们的军事预算相当于排名在后的八个国家的军费开支总和，但它永远都不够多。我们总是感到精疲力竭。我们没有输，但也没有赢。只有承认自二战以来我们一直在进行一场新的博弈，美国才能赢。现在是时候阐明适用于这一新博弈的国家安全战略了。

三  人文交流有助消除中美“理解赤字”

——专访美国财政部前官员唐兴

    20世纪80年代初，唐兴（英文名丹尼尔·赖特）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读高中期间，曾义务为刚来佐治亚理工学院留学的中国研究生辅导英文。为表示感谢，其中一位来自北京大学的王博士常常亲自下厨做俩中国菜，留唐兴吃饭。
    “我没用过筷子，他就教我怎样拿。我试着把碗里的油炸花生米夹到嘴里，但多半情况下花生米半路就掉了。我就是这样磕磕绊绊学会了使筷子。”前不久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绿点战略咨询公司创始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唐兴这样回忆道。这家专注于中美事务的咨询公司在北京和华盛顿均设有办事处。
    “更重要的是，这也是为什么我对中国的看法不仅出于学术专业的眼光，还包含了我个人的体验和情感。”曾在美国财政部任职的唐兴说。

（一）“开放是中国成功的关键”

    孩提时与一位中国移民结识，高中时又为佐治亚理工学院的中国研究生辅导英语。这些经历让唐兴最终做出了一个决定：1983年冬天，他在范德比尔特大学读本科期间前往中国上海进修一个月。
    在上海的那一个月对唐兴来说充满挑战。除了文化冲击，他第一周就食物中毒了，体重下降很多。“与此同时，一个想法从心底悄然出现。”他说，“我对自己说，好吧，这是我真想深入了解的地方。”
    1985年，唐兴本科毕业。决定到北京语言学院（现名为北京语言大学）学一年汉语，“想试一试，看看自己是不是真想长期待在那，是不是值得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追求”。
    1990年，唐兴又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一年后，他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他还得到了在出版社工作的机会，担任专业翻译。
    “我把那几年称作自己中文、文化、世界观和文学水平打基础的时期，前后耗时近10年。”唐兴说。1995年，唐兴获得美国约翰斯·霉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问题研究方向的硕士学位。
    随后，唐兴开始从语言和文学转向经济学和政治学。1997年至1999年间，唐兴获得了美国当代世界事务研究所的奖学金资助。他选择去了中国西南部的贵州省。
    在贵州的两年时间里。唐兴每月都撰写关于中国内地基层社会情况的报告。他说，他使用的研究方法叫“参与观察法”，并补充说，“我发现实地听人讲比简单地研究各种信息有价值得多”。
   “一种典型说法是。过去的中国就像黑白电视，但现在像高清彩色电视。”唐兴说。“实际情况远比这个比喻复杂。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说，中国正行进在持续现代化与持续发展的征程上。”
    唐兴认为，“开放”是过去40年中国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如果用一个词解释中国近年来的成功，那就是‘开放’，对新思想的开放，对世界的开放。”他说。
    他说，“在中国，这种开放的理念、人民的活力和创造力。显然还有一个独具特色的管理协调体制”，是中国充满生机活力，始终繁荣发展的关键。

（二）中美需继续“打乒乓球”

    “谈及（美中）双边关系，很重要的一点是美国也要更加开放。”唐兴说。他曾在美国财政部担任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项目执行主任，为当时的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提供战略咨询意见。
    唐兴说，美中需要继续相互“打乒乓球”，加大投入。夯实这一重要双边关系的基础。他所说的“打乒乓球”指的是1971年4月助力中美关系破冰的“乒乓外交”。
    唐兴说，“乒乓外交”是“20世纪70年代初的重大（外交）突破”，两国运动员冲破冷战壁垒，切磋乒乓球艺，这种远见卓识对两国大有裨益。
    “这种相互的开放，思想、人员和体育的交流。我从中受益匪浅。你们也收获良多。因此我们需要一如既往继续这样做，多一起打打球、聚聚餐。”唐兴说。
    “我们清楚美中在贸易和国家安全方面有重大分歧。时代可能已经改变，但我仍然相信，我们两个伟大国家的人民依然可以走到一起，一起打乒乓球。一起做我们过去40年里一直在为之努力的事。”他说。
    2000年至2004年。唐兴担任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学院霍普金斯——南京项目的执行主任。该项目是中美之间最早的教育合资项目。
    唐兴说，在这个全球动荡加剧、双边关系紧张的时刻。维持、保护和推进美中教育与人文交流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美中两国本身的历史告诉我们，伟大、自信的国家往往更加开放。我们都是在最开放的时候繁荣起来的。担忧、缺乏安全感的国家往往更加封闭。它们也因此难以繁荣。”
    在唐兴看来，当下信息时代，中美两国关于对方的信息与数据非常丰富，但彼此间却存在着“越来越大的理解赤字”。“理解”意昧着见微知著的洞察力，有助于及时有效地做出决策与判断。
    他说：“理解不了的信息可能带来风险，把信息转换成理解的最有效方式是加强人员交流和一手体验——这恰恰是教育和文化交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