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最先进新中华中国思想：习“三新”主义正名总策划公告（13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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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先进新中华中国思想：习“三新”主义正名总策划公告（139号）

习学会（福清总会）、俄华智库 中国芬笙山人工作站

毛时代与“文革”中的名人（内参）

网上文章（选读）

“千难万苦何足惧，而今迈步从头越，沉船之前千舟过，海阔天空任鸟飞”，这就是历史。历史的经验当然值得注意，但历史已经过去，中国向何去？让中国再回到三十、五十、七十年前，决不可能！全世界看中国，我们已进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因此面对历史必须要有新目的、新目标、新方向！如，习主席中国思想大中华“三新”（世界）主义：新丝路、新汉医、新汉学。
世界在发展，时代在进步，请面对历史，历史就是历史不是包袱。历史只能借鉴，不能恢复，历史的功过、长短、是非与事实真相，人民自有公道！“亡者己去，逝者安息”。到时候了应该厘清事实，不要再隐瞒下去了，把当年的事情讲出来，无论如何，人民有知情权与讲话权！把毛时代与“文革”中的当年全部真相，如实地告诉给，那些1966年“文革”前后出生的所有年轻人（10岁～70岁）。

一十年浩劫中，那些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名人

[url=]创业事吧[/url] 2022-09-01 23:20 发表于江西   

（一）邓 拓
1912年生，福建闽侯人。1930年入党。1949年后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社长等职。1966年5月因“三家村”冤案受迫害，5月16日，戚本禹发表文章公开点名批判邓拓，称邓拓“是一个叛徒”；5月17日晚，邓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诀别书》后，于5月18日自缢身亡，成为在那段非常岁月里第一个以死抗争的殉道者。后来他被称为“文革自杀第一人”。
（二）老 舍
生于1899年，北京人，满族。著名小说家、剧作家。抗战期间曾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1949年后历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话剧《茶馆》等。1966年8月24日因不堪无端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杀。
（三）熊十力
哲学家、思想家、国学大师。熊十力真是硬骨头，十分彪悍，曾经拳打梁漱溟。1949年以后，熊十力坚持不肯改造自己。后迭遭抄家、批判，精神有些错乱，不断给中央领导写信，连裤袜之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1968年5月24日绝食身亡。
（四）吴 晗
1909年生，浙江义乌县人。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史学系毕业，28岁时被云南大学聘为教授。1949年后历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后又任北京市副市长。1959年起先后写了《论海瑞》、《海瑞骂皇帝》和京剧《海瑞罢官》等，后遭批判。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10月11日在狱中自杀身亡，死前头发被拔光。
（五）上官云珠
1920年生，江苏苏州人。著名电影演员，曾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早春二月》等片中饰演角色。1949年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1968年不堪侮辱跳楼自杀。
（六）傅 雷
1908年生，上海南汇县人，著名翻译家。傅雷学贯中西，文学、美术、音乐、外语“四位一体”，著作等身。1958年4月被划为“右派”。1966年8月30日，造反派上门抄家四天三夜；9月2日，傅雷夫妇被揪到大门口站在长凳上戴上高帽子批斗，惨遭人格凌辱。1966年9月3日，傅雷夫妇双双自缢身亡。
（七）容国团
1937年生，广东中山县人。著名乒乓球运动员。自幼居香港，1957年回大陆，曾多次获世界冠军称号。“文革”中被诬为“修正主义苗子”。1968年6月20日目睹了贺龙、荣高棠批判大会后，在龙潭湖附近的一个鸭房中自缢身亡。
（八）言慧珠
1919年生，北京人，蒙族。著名京剧、（Jlls）昆剧表演艺术家。言菊朋之女，梅兰芳之徒，俞振飞之妻。1949年后曾任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擅演《玉堂春》、《游园惊梦》等。文革中遭批斗、殴打，肉体和精神均受到巨大伤害。1966年9月11日晚，接连写下三封绝命书后自杀身亡。
（九）叶以群
1911年生，安徽歙县人，著名文艺理论家。1932年入党，同时加入“左联”并任组织部长。1949年后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收获》杂志主编等职。1966年横遭迫害，跳楼自杀。
（十）赵慧深
1911年生，四川宜宾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在《雷雨》中成功饰演繁漪闻名。文革中，因电影剧本《不怕鬼的故事》及家庭成分不好而被打成“三反分子”，屡遭批斗；又因曾在《马路天使》中饰演过妓女小芸而受到造反派的嘲弄和侮辱，于1967年12月4日含恨自杀。
（十一）罗广斌
1924年生，四川成都人，毕业于西南联大，曾经参加反抗国民党的地下斗争，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1949年后曾任共青团重庆市统战部长。与杨益言合作的长篇小说《红岩》影响巨大。文革中受到迫害，于1967年跳楼自杀。
（十二）严凤英
1931年生，安徽桐城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主演黄梅戏《天仙配》闻名。文革中被指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并被诬蔑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屡遭批斗。1968年4月7日夜自杀身亡。死后曾被剖尸检查，因怀疑她腹中藏着特务密电和微型收发报机。
（十三）杨 朔
1913年生，山东蓬莱人。著名作家。1949年后曾任中国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党组常委。文革开始后，杨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1968年7月底杨朔要求上书毛主席和要求与单位领导谈话，均遭拒绝。绝望中于8月3日吞服安眠药自杀。
（十四）储安平
江苏宜兴人，中国学者、知识分子。民国时期著名评论家，《观察》社长和主编。1949年后曾出任新华书店经理、（Jlls）光明日报社总编、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57年因在《光明日报》发表《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招致当局不满。反右运动开始后储安平迅速被作为典型打倒，其家人和诸多相关人士均受牵连。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生死不明，有些人说他自杀了。
（十五）翦伯赞
1898年生，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著名历史学家。有《中国史纲》等18部著作行世。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学报》主编等职。文革中，因对前途绝望，于1968年12月18日偕妻戴淑宛双双自杀。
（十六）周瘦鹃
1895年生，江苏吴县人，现代著名作家。曾主编《申报·自由谈》、《礼拜六》等，有长篇言情小说《新秋海棠》等，系“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1968年不堪迫害跳井自杀。
（十七）李广田
1906年生，山东邹平人。著名作家。1935年毕业于北大外语系。1948年入党。1949年后历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教务长、云南大学校长、昆明作协副主席。文革中因遭残酷迫害，于1968年跳池自杀。
（十八）顾而已
1915年生，江苏南通人。著名电影艺术家。执导过《小二黑结婚》、《天仙配》等影片。文革中，因30年代与江青有过交往（了解蓝苹历史）而备受迫害。1970年6月18日，在五七干校自缢身亡。
（十九）闻 捷
1923年生，江苏丹徒人。著名作家、诗人。1949年后曾任新华社新疆分社副社长、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副主席。文革一开始即遭批斗，1969年下半年获得“解放”后，又因人际交往问题遭诬陷，被张春桥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1971年1月13日，张春桥、姚文元正式任上海市委第一、第二书记，闻捷于当晚写好遗书后开煤气自杀。十余年后，作家戴厚英据此写成长篇小说《诗人之死》。
（二十）刘绶松
1912年生，湖北洪湖县人。著名文学史家。1938年毕业於西南联大。1949年后历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协武汉分会副主席，《长江文艺》副主编等职。著有《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文革”中遭受迫害，1969年3月16日，与妻子一起自缢身亡。
（二十一）范长江
1909年生，四川内江县人，著名新闻记者、新闻学家。解放前曾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人民日报》（华北版）总编辑等职。（Jlls）1949年后历任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等职。文革中备受折磨，于1970年10月23日跳井自杀。
（二十二）王重民
1903年生，河北高阳县人。版本目录学家，敦煌学家，曾留学法国。1948年任北平图书馆代理馆长；1952年起专任北大图书馆学系主任，一生对图书馆学和敦煌学的研究影响巨大。文革中备受摧残，于1975年4月15日自缢身亡。
（二十二）陈 琏
1919年生，浙江慈溪县人，系蒋介石高级幕僚有"文胆"之称的陈布雷之女。1939年入党，1949年后曾任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文革"开始后，造反派诬蔑她是叛徒、特务，并扬言要开除她的党籍。1967年11月19日，48岁的陈琏跳楼自杀。
（二十三）李平心
1907年生，江西南昌市人。历史学家。1946年与马叙伦、许广平等筹组中国民主促进会。1949年后任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并当选为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除历史学外，对生产力性质问题的研究也甚有影响。文革前夕即遭围攻和迫害，1966年6月20日自杀。
（二十四）顾圣婴

1937年生，江苏无锡人，著名女钢琴家。1958年参加日内瓦第十四届国际音乐比赛，获女子钢琴赛最高奖。1960年参加华沙第六届肖邦钢琴赛获很高评价。同年获中央音乐学院荣誉毕业证书。后连续多年被评为上海市优秀青年和三八红旗手、文化局优秀团员。1964年参加比利时国际钢琴赛再次获大奖。1967年1月31日，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

（二十五）傅其芳
1923年出生，鄞县（今鄞州）人，中国乒乓球队教练。1957年3月，傅其芳实现了代表中国参加世界最高水平比赛的愿望，在斯德哥尔摩第24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男队夺得第三名。（Jlls）1959年4月5日，在傅其芳的指导下，22岁的容国团在德国第25届世乒赛上勇夺男子单打冠军，为中国捧回了有史以来第一座世界冠军奖杯。文革开始后屡遭非人迫害，1968年4月16日，在北京体育馆自缢而死。
（二十六）陈梦家
1911年出生，浙江上虞人，现代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和朱湘、闻一多、徐志摩并成为“新月派”四大诗人。1966年9月3日，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忍屈辱，自缢身亡，年仅55岁。
（二十七）赵九章
1907出生，浙江吴兴人 ，大气科学家、地球物理学家、空间物理学家，中国动力气象学的创始人，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现代地球物理科学的开拓者，东方红1号卫星总设计师，两弹一星元勋。1968年10月26日，因不堪凌辱和迫害，自杀身亡。（来源：读史论道）

二  我在秦城监狱40年

新然正能量 [url=]大众月刊02[/url] 2022-09-02 23:18 发表于江西

中国第一监狱秦城监狱，是1950年代苏联援助新中国157项经济与国防建设的工程之一。高级别、高规格、高待遇，使得秦城监狱成为特殊监管的别名。而一部顺序记录下来的发生在秦城监狱的故事，则成为历史的特殊佐证。

78岁的何殿奎，住在北京市金融街旁一个老旧而安静的小区里。这里跟金融街近在咫尺，却完全是两个世界。

何殿奎离休前是秦城监狱监管处的处长，在秦城监狱及其前身功德林监狱担任监管员近40年。几乎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一样，阅尽了中国政坛高层人物的起伏面孔。

我有这么个思想，这些老干部怎么能犯了罪呢！好多案子引起我的怀疑，青岛案那么多干部被抓都错了，广东案更大一二百人都错了，五几年内部肃反，弄来弄去又错了一批。对这些老干部必须要保护好服务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行了。

编者注：青岛案即1955年青岛市委书记王少庸等人的反革命内奸嫌疑案，广东案即1951年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泊等人的特务案，皆系重大冤假错案已平反。

近来，他跟公安部的另一位离休干部汪春耀开始合写一些回忆文章。汪以前常到秦城监狱提审犯人跟他相识。用汪春耀的话说，他们这些小人物，脑子里装了太多大人物的故事。

何殿奎的记忆力只能用惊人二字来形容。一串串的人名、数字从他嘴里出来，不用思考不用回忆。

（一）地毯和鱼翅

何殿奎永远记得1960年3月15日，秦城监狱落成的第一天。从那天起他就在那里工作，直到1992年离休才离开。

苏联援建的秦城监狱，由4栋3层青砖小楼组成，编号分别为201、202、203、204。后来参与审判四人帮的法官王文正在《以共和国名义判决》中写道，其设施和条件，远远超过当时中国普通人家的居室。

那是1980年，作为预审员的他就住在秦城监狱的监房里办公。每间监房都有独立卫生间，带脚踏式冲水的抽水马桶。

王文正可能不知道，他住的仅仅是条件最一般的201监区。秦城的四座小楼，内部结构都不一样。204监区，待遇更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204的监房约20多平方米铺着地毯，床是沙发床，伙食标准是按部长级待遇，到东华门高干供应点采购。早餐有牛奶，午晚餐是两菜一汤，饭后有一个苹果。

苹果是刚从冷库里拉来的，放在稻糠里保鲜，拉来时那苹果都冒着气儿。还给他们发固体饮料，一盒12块，一块能沏一杯柠檬茶。方糖分白色和咖啡色的两种。

每天如此，即便在困难时期都一样。给他们做饭的则是专门从北京饭店调来的乙级厨师刘家雄。就是在那里，何殿奎第一次见识了鱼翅。他以为那是粉丝，刘家雄告诉他，是鱼翅，就是鲨鱼的鳍。

只有刘家雄一个人会发海参、鱼翅这些东西。每天，都由何殿奎给他们送饭。每人一个四层的饭盒，分别装米饭、两个菜和一个汤。冬天用棉罩保温。

每个饭盒的颜色都不同，以示区分。一共15份。这些重量级犯人是从功德林监狱的“特监”迁来的。1956年7月，功德林设立了一个专管高级干部的特监区，把这些人从不同监区集中起来管理，何殿奎是监管员。

特监一共8个人，原来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从事特情工作的袁殊、外贸部副部长徐雪寒、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泊、《人民文学》编委胡风和一位公安部的局级干部。

秦城监狱建好后，这些人全部迁入204监区，青岛市委书记王少庸等几位青岛案主犯也从别处迁来一共15位，但他们并不知道彼此。

放风是严格隔开的。绝对避免见面。哨兵也只知道其编号。唯一知道他们身份的，除了领导，只有204监区的管理员何殿奎一个人。

（二）贴身监护潘汉年

1955年4月3日，他被从功德林的丁字号监区紧急抽调去监管潘汉年。领导看中了他的政治可靠和年轻肯干：他才23岁，10来岁到延安，20岁入党，已经是个年轻的老革命了。

那一天何殿奎记得太清楚了，因为潘汉年太特殊了。潘是被秘密逮捕的，看守他的部队都不是那里的，是专门从北京市摩托连调来的一个排。

整个监区只关他一个人，岗是双岗，监房门口一道，监区门口一道，除了何殿奎谁都不能进去。潘汉年刚来的那十几天，何殿奎就住在他房间里，24小时贴身监护。

那些天潘汉年几乎每天被带去谈话，他出入都要戒严如临大敌。谈话的地方不是普通的审讯室，而是会议室，坐在沙发上谈，主持谈话的先是公安部的一个局长。

何殿奎在旁边端茶倒水。秦城的办案人员和监管人员有严格区分。前者即预审员，只处理案情；后者则负责犯人的吃、住、健康。没有特殊情况，前者不允许进入牢房，后者不可以知道案情。

潘汉年的案子是唯一一次，何殿奎目击了审讯开始头几天的过程。谈话很平稳，但并不顺利。潘汉年就是不开口。僵持了几天后，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亲自来谈，说保证你死不了，不信可以给你写个条子，他才开始谈。

潘汉年被捕时是来北京参加全国党代表会议的，这次会议是要解决被称为建国后第一次党内斗争的高饶事件。作为饶漱石的下属，潘汉年自知难逃干系，主动写了交代材料，包括自己曾被挟持去见汪精卫的那件事，结果为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成立提供了铁证。

不久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其他主犯相继入狱。何殿奎记得，潘汉年的编号是64，袁殊65，扬帆66，饶漱石最特殊，0105，全监狱独一无二。

他至今不解其奥妙。谈起对潘汉年这位情报界传奇人物的印象，何殿奎说他个子不高，胖胖的不爱说话，很稳重的一个人，从来看不出他情绪上的变化。

他生活很有规律，晚饭后会在床上闭目打坐一个小时。刚看到这奇景，哨兵以为他死掉了，还曾跑去报告何殿奎。潘汉年在狱中写过一篇小说，写一个拉洋车的人，可惜后来找不到了。

1963到1964年，204监区的犯人陆续释放。潘汉年就安置在秦城监狱的家属区，生活仍然由何殿奎照顾。那段时间，他生活比较愉快，常去南边的水库钓鱼，去附近的小汤山镇散步，和何殿奎也有说有笑。但这样的日子随着文革的到来彻底结束了。

（三）秦城有个何殿奎

文革开始后不久，扬帆、饶漱石、潘汉年等再次入狱。潘汉年等回到的秦城，已经不是文革前的那个秦城。旧公检法的那套管理制度，被造反派称为修正主义和犯人同流合污，全部取消。

1967年11月，秦城被军管。原来的监管干部全部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何殿奎就此离开了秦城一别5年。直到1972年11月，才被调回来。

他是第一批回来的两个人之一，秦城已经面目迥异了。因为走资派太多住不下，秦城又加盖了两栋4层红砖小楼，编号为205和206。

监狱的名称也换成了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七大队。秦城监狱文革前并不叫这个名字，叫公安部预审局，对外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看守所。

文革军管时写报告，落款是七大队，总理看了说什么七大队，不是秦城监狱吗！从此秦城监狱才叫开了。但这个名称从来没有见于正式文件，也没有挂牌，正式名称仍然叫公安部预审局。

何殿奎从五七干校回来后被分配到201监区，当时201关押了89名部局级干部。他是负责人之一，但是负不了责，上面有3个军管干部，他只能列席会议。

不久秦城监狱出了一件大事，铁道部原副部长刘建章的夫人刘淑清上书毛泽东，揭露秦城监狱里生活待遇低劣的问题。1972年12月，毛泽东在信上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工作组进驻，整顿秦城监狱，并逐个找在押人员谈话，问题逐渐得到解决。

何殿奎回来一看，老熟人不少。公安部8位部长，5个关在201。放风时看见他们，只能点点头。潘汉年等也关在201。潘汉年苍老了许多，头发几乎掉光了。那几年吃的是窝头白菜，见不到肉。

当时秦城监狱最引人注目的是三位倒台的文革新贵，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6821，戚本禹；6822，王力；6823，关锋。即，1968年进来的第21、22、23号。这种编号法从文革开始，一直延续至今。

何殿奎说这三个人，王力很老练，一般比较讲道理；关锋精神失常了，经常骂街；戚本禹不大讲理，造反起家的嘛！戚本禹是个闹监的，经常在晚上大嚷大叫，吵得四邻不宁，还用手纸堵门上的玻璃观察孔，跟哨兵斗智。

他还放言我戚本禹早就知道秦城有个何殿奎，看你对我采取什么措施。这时是7月份。何殿奎把戚本禹迁到没人住的三楼随他吵闹，随后打开外面的木门，只关里面的铁栅门，让他喂蚊子。

戚本禹喊报告要找何殿奎，何让哨兵说出差了,三四天后再去，吃够了苦头的戚本禹终于愿意谈谈，从此基本上服管了。

（四）最难管的人物

但戚本禹还不是最难管的。1975年4月26日，何殿奎被调到204监区升任科长，专门负责管理心眼太鬼的头号难缠人物，曾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

陈伯达在整个秦城监狱都要算特殊人物，他曾是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首，加上年龄又大，上面强调要绝对保证其安全，在生活上可满足其需求，以利于保存活证据。他被安排一个人住在204监区的二楼，两个哨兵日夜看着他。他动不动就在监房里表演撞墙，搞得监狱上下越来越紧张。

何殿奎就是专门被调来啃这块硬骨头的。他首先搬到陈伯达旁边的监房中，近距离观察了一周，认定他的寻死只是作势而已。一天，陈伯达又要撞墙，被哨兵抱住。何殿奎赶到后，叫哨兵放开他：“我今天倒要看看你陈伯达撞个头破血流!”陈伯达不吭声了。

1976年陈伯达又开始折腾起来。他称自己腿不能走了，天天爬着上厕所。何殿奎估计他是装的，就让王医生去跟他说，要再不起来锻炼，他的腿就永远站不起来了。陈伯达害怕了，问能不能拄个拐棍。何殿奎说可以不用请示，当场我就答应他了。

何殿奎知道，陈伯达无非是想让上面注意他这个被遗忘的角落。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的消息见报后，他重燃希望说，毛主席的后事办理完毕，江青同志会派人来和我谈话的，我的问题寄托在她身上。但他等来的，是江青自己被投入秦城监狱。

何殿奎在204监区一直工作到1985年，提为副处长，脱离了监管第一线。他离开的时候，陈伯达等已保外就医，王关戚也先后被释放。潘汉年病逝在湖南劳改林场，没有等到平反的那一天。

三赵紫阳的谈话（记录稿）

来自网上文章（转发）

（一）【六四问题】
当年要求开枪镇压态度最坚决的是:李鹏、陈希同，不在位的老人中是王震，邓小平是最后阶段才下决心的。可是他们都不愿出头，当然要我这个总书记，军委副主席下令开枪，为了他们的特权，由我来当历史罪人，这是血债呀，我哪有那么糊涂!从根本上讲，我就是反对开枪的。看我不从，一定要把我拿下来。宁肯丢官坐牢，我也不能下令开枪。
我是绝不后悔，绝不检查检讨。如果你开枪是问心无愧，为什么不愿年轻一代人知道这件事，你们是干了一件好事，就要宣传十年二十年的。
我现在也不抱希望重新评价六四和给我恢复名誉，但相信这是迟早的事。现在领导班子里没有人有这个认识，有这个能力和魄力; 没有历史责任感，民族责任感，使命感。更多的领导人越来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放手让老婆孩子利用自己的影响经商捞钱，不限制，说是为了稳定。不内疚，不自责，还心安理得。
我们党是从来不认错的，实在说不过去了，就找替罪羊，将错误都推到他们身上，如林彪、四人帮。找不到替罪羊就说是自然灾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纯粹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错误，找不到替罪羊，又怨不到老天爷，反正不认错，硬说有必要，如57年反右。
直到1979年，22年后仅仅承认反右扩大化，先定调不许给几个人平反，以示有必要。冤枉几十万人，扩大十万倍，再加上亲属，那就是几十万倍呀，几百万人受歧视。把那几个人当年说的话拿出来让大家评论一下，人家说的还是很中肯的。再有就是我们党从来不道歉。1949年以来的冤假错案不计其数，家破人亡，人财两空，数以百万汁，从来不对受害人说一声对不起，最多是公开平反，还要人家感谢你。更多的是不了了之。这样就伟大光荣正确。
上面说，没有六四开枪，就没有今天的经济大发展。我说没有开枪镇压，今天的发展会更迅速，更全面，更健康，更有持久性，人民的觉悟更高。镇压后为了平民怨，只能以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来转移民众视线。经济是发展挺快，但是代价是太大了，这个代价何时能还完?
贪污腐败大面积扩散并向纵深发展，水陆空严重污染，自然资源杀鸡取卵似的开采，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过度依靠加工出口这种廉价密集劳动力的生产方式，贫富差别加大。中国人民有吃苦耐劳，忍受长期艰苦工作生活的能力，但还能持续多久?领导人心安理得?更为严重的是共产党的说教在人民心中，在广大干部心中已经被抛弃了，只是在表面上还维持着。这不是思想教育问题，是事实教育问题，自上而下说一套做一套，大家也只好口是心非，谁不这样谁倒霉。大家更信的是权和钱，为了这两样，寡廉鲜耻都无所谓。
清朝末期腐败，继而军阀混战，国共内战，日本入侵，再内战，可是我们中国人的良心，道德仍在，是非曲直一清二楚，直到1989年都没变。89年开枪，历史上哪个政权敢下这种毒手。结果怎样，人们的灵魂正在被腐蚀。这是最严重的，最难治理的污染，这才叫精神污染。
（二）【关于中国共产党】
我们这个党很难说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当年中共成立时起领导作用的有几个工人?都是读书人。那个年代工人都不识字，怎能明白马克思主义，是读书人要改变中国，觉得马克思主义有道理，列宁又成功地领导工人阶级取得了革命胜利，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便用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和经验鼓动工人闹革命。时间不长都失败了。还是毛泽东有胆识，打着无产阶级旗号发动农民起义。从三十年代起，中国工人阶级实际上就退出了中国革命的舞台。中共实际上就是少数知识分子加上广大的农民军。
我们可以想一想，抗日时期有过工人领导的反日活动吗?日本人来了，工人照样干活吃饭。解放战争时也没有工人阶级反蒋斗争。解放后，是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和军队里的农民骨干分子掌握了各级政权，但仍是给工人戴上领导阶级的高帽子。他们根本没有决策权，反而在我党推行一系列错误路线政策时起推波助澜作用。如过早实行，反右。
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农村饿死几千万人，工人阶级没能给予有效的救助，自己吃商品粮，有副食供应，有布票，保证了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以后的文化大革命，工人更是利用对象，参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宣队管大学，批判斗争和迫害知识分子。文革中的武斗，工人参与的更是不少。1975年镇压天安门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首钢的工人充当了急先锋。
再说今天吧，工人是弱势群体，包括农民工，在各种事物上没有发言权，对不公正现象，对腐败无能为力，眼睁睁看着集体或国有资产被权势人物瓜分，没办法，自己还要面临欠薪,失业的威协。
我们的党不是工人党，不是农民党，也不是知识分子党。像西方那样也行，不管叫什么名称，都不重要，是历史名词，都声称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中共也声称代表了最广大人民利益，但是不许别的党派代表人民利益，你要想代表人民利益就得入我这个党。这个理说不过去，只能用枪杆子维护。
我们这个党现在到底代表了谁的利益?它是想在不触动核心集团的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尽量，照顾更多人的利益。更多人的利益也分多少层，核心集团之后就是各级党政干部，国营民营企业管理层，公务员，高级知识分子，靠后的是工人，农民垫底。利益不够分时，下层就没有了，有时还要被剥夺走已经有的。
（三）【关于信仰和理想】
我们最初闹革命时就是信仰共产主义，要实现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就是公有制，消灭私有制。因为当时我们，国外都看到了私有制产生的罪恶。所以我们认为只有实行公有制，社会上的罪恶就会消失了。
1949年我们夺取了政权，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推行公有制，1958年再搞共产主义，结果是越干越落后。其间西方资本主义不断完善自己，人们生活大幅提高，社会稳定。他们靠什么?自由，民主，法制，人民有选择领导人的权利，反对党合法存在。你在台上，老百姓，媒体，反对党都盯着你，政绩不佳，四年五年就走人，我们党就怕这些，57年听了几句不顺耳的话，最主要的是有些话说到要害地方，立刻翻脸，实行专政，有天无法，天就是最高领导人，限制民主，自由。矛盾越积越多，越积越深。搞到今天，改也不是，不改也不是。人家是居安思危，我们是居危思安，不治本，靠吃止痛药过日子。
从意识形态讲，要承认个人利益，这是个人生存发展的基础，还要承认每人的需要不同，天经地义，这就要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这样私有制是不是合理的呢?每个人又要放弃一定的个人利益，这是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否则就要发生社会危机。西方发达国家的富人就要让利，让大家活得好，富人们才能活得更好。
现在不搞共产主义，这是共识，原苏联和东欧都不搞了，实际是人民不让搞了。中国在大力发展资本主义，主要是经济上的。我们说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实际上是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极权体制。
要相信共产主义， 这比以前困难多了。以前自己没搞过，听说苏联搞得不错，其实他们那里也是报喜不报优，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掩盖错误和矛盾，现在人家不搞了，我们搞得狼狈不堪，只好但是很明智地发展资本主义，虽然口头上不这样说，马克思的学说迎合了落后国家的贫苦大众的愿望，大家干起来了。现在是拿出有力证据的时候了。
有些人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也相信某种事物，这些人中可能有高瞻远瞩的人，你可以追求，但不能绑架着广大人民跟着你不明不白地瞎跑。像我这个例子，宁可下台坐牢也不能下令朝学生开枪，这是我的信仰。但是我不能让广大干部们都学我，虽然事实证明当时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心都是站在学生一边的。
中国有几千万共产党员，我相信绝大多数搞不清什么是共产主义，搞不清我们现在搞的是什么主义，只是各种原因使他们成了共产党员。其中不排除是为了个人利益，但是我认为个人利益不能同自私划等号。他们觉得入党才能满足个人利益。实际上也差不多，入党就有可能提干，提干之后工资，住房，福利，退体金都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连老婆孩子，甚至孙子都沾光
我们又是一党制，把人往这条路上引。当然也有人是为了干事业，这些能入党的人都比较能干，有从政愿望的人，在其它国家可能就是什么民主党员，保守党员，在台湾就可能是国民党，民进党员。我们这些老家伙就不同了，当年是豁着命干，是真信，那么多人为此献出了生命。
半个世纪后我们又大转弯儿，怎么向那些死去的同志交代?一些老同志以此反对改革，反对搞私有制，觉得那些同志，战友真实白死了。但是我们把什么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放在一边，看到的是他们追求的是社会进步，正义，让人们过上更好的日子，因此他们是值得尊敬的，值得纪念的。像二次大战时，资本主义国家死了那么多士兵，国民党抗日时死了那么多官兵，他们是为正义而战，不是白白送死。
我们说，共产主义的具体特征，一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可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财富比我们五十年前能想象到的丰富还要丰富。二是消灭三大差别，每个人的能力和智力能一样吗，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不可能消灭。西方有三大差别，但根本不构成社会矛盾。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人的需要无止境，可社会资源是有限的，怎样按需分配?满足不了人们无止境的需求还要人们各尽所能?矛盾解决不了，再加上一条人们觉悟极大提高，你们相信这就是共产主义吗?
以前还说共产主义时，家庭就解体了，孩子都由社会统一抚养，要真是这样，那时男女们都可以朝三暮四了，另一方面又是生育机器，孩子生下来就被拿走，连猫狗都对下一代有感情，都要留在身边照看。
说到信仰，我看现在不要争论什么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首要的信仰应该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首要的任务应该是建立真正的自由，民主，法制的社会机制，只有这几点才能真正保障人民的利益。
你问我还信不信共产主义，我曾在高层小范围说过，我自己都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因为全世界搞的社会主义都失败了。失败了不等于垮台，朝鲜和古巴还在坚持，人民生活极其困苦。中国和越南发展资本主义，大有起色，全世界就这几个国家还声称是社会主义。小平同志晚年也不让争论什么主义不主义了，有人提出共产党应改名字，他也不否认，但是他在世的时候不许改。他是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管它什么主义，让人们过上好日子就行。我是干实事的，不是理论家，思想家，这点上和小平相似，现在政治局里的人都信共产主义?他们多数人信的是对顶头上司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信的是自己摸索出的一套升官保官的经，他们要是真信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