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中医运气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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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运气学属中医象数学，它是中医诸学说中的最深奥，最难理解的部分。杨力指出：如果说《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的皇冠，那么运气七篇则是那皇冠上的明珠。欲想摘取明珠者，只属于那些在攀登科学的道路上不为艰险的人。

第一节运气学说与中医基础理论

中医运气学即中医五运六气学说。已故中医学家邹云翔曾经强调指出：“不讲五运六气学说，就是不了解祖国医学。”而方药中、许家松也认为，《素问》运气七篇大论“充分反映了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它所阐述的丰富内容，正是中医理论的基础和渊源。”

近现代在西医学的冲击下，运气学说趋于沉寂。建国初有蒲辅周按照运气论治来治乙脑等获得成功，后来，任应秋著《五运六气》、方药中著《素问运气七篇讲解》，重新提倡运气学说。又有王玉川《运气探秘》、杨力《中国运气学》、刘杰《中国八卦运气》等著作问世，有关运气问题的学术讨论逐渐蔚为风气。

2003年，SARS出现，由于SARS发生的时间与运气学说的预测非常契合，于是引起了中医界对运气学说的重新关注。时顾植山所著《疫病钩沉》发掘了运气学说中“三年化疫”理论，揭示了SARS与五运六气的密切相关性，的确也引起较大反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因势利导，启动了“运用五运六气理论预测疫病流行的研究”专项课题，开创了运气研究的新局面。

以下选自郑洪新主编《中医基础理论专题研究》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1版P457-465

一、阴阳五行与五运六气

现行教科书普遍认为：中医学形成于“古代劳动人民与疾病斗争的实践”；阴阳的涵义很朴素，“是指日光的向背”，是对日月，男女、水火等概念的哲学抽象；五行则是“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运动”。

中医学是特定的医学概念。“古代劳动人民与疾病斗争的实践”并非中华民族所独有，为什么其他国家的民族就没有形成中医学？日光的向背，日月、男女、水火的相对性和自然界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是尽人皆知的生活常识，为什么其他国家和民族没有出现阴阳五行学说？可见仅仅是“古代劳动人民与疾病斗争的实践”还不足以产生中医学；仅据“日光向背”，日月、男女、水火的相对，不足以形成阴阳学说；仅仅是“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运动”也产生不了五行学说。

著名天文学专家陈九金认为，“阴阳”原本是天文历法上的概念。

冬至白天最短，夜晚最长，日影业最长。随后白天不断增长到夏至白天最长，日影最短。中国古人由察日影、昼夜的短长而产生阴阳的概念，进一步区分出四时、八节、二十四节气等。

据现代考古新发现，阴阳的概念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形成。据台湾中央大学胡自逢《周易经文研究》介绍：“英国史学家汤因比，谓中国阴阳文化之根较世界其他文化早熟两万多年，确有所见。”

《史记·天官书》：“斗为帝车，运行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

通过观察日影，容易得出冬至阴极而一阳生，夏至阳极而一阴生的概念。冬至到夏至的上半年为阳，夏至到冬至的下半年为阴。

冬至白天最短，夜晚最长，日影也最长。随后白天不断增长，到夏至白天最长，日影最短。由察日影而产生八卦、八风、八节等观念。

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古代天文学独创的一种太阳历系统（国外至今还只有二分、二至四气），24是6和8的最小公倍数，产生二十四节气的基础是阴阳六分系统和八分系统的结合。

三阴三阳的划分是中医阴阳学说的一大特色。而构建三阴三阳理论的基础，正是五运六气中的六气学说。

五行概念同样源于天文，著名科学家竺可祯早就提出了这一观点。

《管子·五行》：“作立五行，以正天气。”

《史记·历书》：“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

可见，五行即五运。“运”和“行”都是运动变化的意思，“行者，顺天行气”,五行或五运，是不同时段的五类气息表达，后来衍伸为对自然界五种运动变化状态和性质的概括。

《素问·五运行大论》：“候之所始，道之所生。”阴阳五行的起源是古代的自然科学模式，现在仅从哲学的角度讲阴阳五行是远远不够的。

二、六经辨证与五运六气

“六经辨证”是中医基础理论的重要内容。历代医学家对六经问题讨论颇多，观点不一，莫衷一是。

讨论六经实质，关键在对“三阴三阳”的理解。目前通常的解释认为：三阴三阳是阴阳的再分，事物由阴阳两仪各生太少（太阴，太阳、少阳）而为四象，进而又分化出非太非少的阳明和厥阴，形成三阴三阳。但作为辨证纲领的六经，并没有把热像最著或阳气最盛的病叫太阳病，也没有把寒象最重或阳气将绝，抑或传变 到最里的病叫太阴病。且太阳是阳之最，为何位北主冬配寒水？太阳主表，何以不联系主皮毛的肺卫而入膀胱经？太阴为阴之极《为何位西南而主长夏湿土？为什么不是最里的或最寒的或最严重的证候叫太阴？为何太阳不是与太阴而是与少阴相表里？等此类的问题，显然不是简单的阴阳再分说所能解释清楚。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三阴三阳的概念，源于五运六气中的六气学说。清·张志聪《伤寒论集注·伤寒论本义》在阐述六经时云：“此皆论六气之化本于司天在泉五运六气之旨，未尝论及手足之经脉。”必须从五运六气在不同时位阴阳气的状态来理解三阴三阳。从五运六气看六经，以往六经理论中的一些难题，就大多可以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试举几例如下：

1、风寒外感，何以先犯足太阳？前人以太阳主表为解，但肺主卫表，又合皮毛，太阳为什么不入肺而入膀胱？为什么温邪外感又首先犯手太阴肺？按三阴三阳六气开阖枢方位，太阳在东北，阳气始开之位；太阴在西南，阴气始开之位。《黄帝内经》云：“风寒在下”，又属阴邪，故风寒下受，宜乎先犯位于东北的足太阳（古人南上北下）。温热在上属阳邪故温邪上受，宜乎先位于西南的手太阴。

2、《伤寒论》六经与《素问·热论》六经的关系，是历来争议的又一焦点。有人认为，《素问·热论》以表里分阴阳，六经相传均为热证;《伤寒论》以寒热别阴阳，三阳为热，三阴为寒，因而《伤寒论》六经与《素问》六经不是同一概念。其实，从五运六气的原理看，《伤寒论》六经与《素问》六经是同一模式，《伤寒论》六经是在《黄帝内经》六经理论基础上的发展与深化。

3、六经表里相配，实则太阳，虚则少阴；实则阳明，虚则太阴；实则少阳，虚则厥阴。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从上述三阴三阳开阖枢图可知，太阳与少阴同居北方，阳明与太阴同居西方，少阳与厥阴同居东方，它们之间宜乎互为表里。阳表阴里，实则阳，虚则阴,则是毋庸解释的常理。

4、六经辨证与藏府的关系，太阳府证—膀胱，阳明证—胃（大肠），少阳证—胆，太阴证—脾，少阴证—肾，厥阴证—肝，依据仍是三阴三阳的开阖枢图，见图。12—10

理清“六经”理论与五运六气的关系，对正确理解六经辨证的概念，评估六经辨证在外感及疫病辨治中的价值地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三、藏象经络学说与五运六气

中医藏象学说讲五脏六腑，为什么脏取五数，腑取六数？就是因为先有五运六气的天文模式，“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天人相应，于是才有了五脏六腑。运气学说五运法地，六气法天，运五气六。脏为阴，故其数取五；腑为阳，故其数取六。

为什么肝气左升，肺气右降？从图12-10可以看到：“圣人南面而立”，左东右西，左春右秋，左升右降。肝应春气，必然从左升；肺应秋气，自然从右降。

“六腑”本是相应于天之“六气”的人体功能单位，有以具体器官为代表命名的，如胆、胃、大肠、膀胱。有的虽用了器官名，但与实际器官的功能无关，例如手太阳小肠，是为了配应足太阳膀胱而设，故中医讲的“小肠火”其实是膀胱的症状。有的“府”无合适的器官可配，就另外虚拟一名称，例如“三焦”。三焦是相应于“手少阳”的功能单位，要从少阳的气息特点去领会三焦的概念。

命门火与心火的关系，是藏象学说中又一个难点。赵献可强调命门真火的作用质疑《黄帝内经》的“心为君主之官”说：孙一奎恪守心主火说而谓“两肾中间动气谓之阳则可，谓之火则不可。”其实，从六气的三阴三阳模式（见图12-10）看，命门居肾间属少阴之位，少阴虽居正北而子午相应兼赅心肾水火，故称少阴君火。北方坎卦阴中之阳称“龙火”，即下降寄居于肾水中的心火。所谓“命火”也即此火，故命火与心火同源，并无牴啎。

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不胜枚举。藏象模式的玄机，全在五运六气中。

对于经络学说的产生，教科书是这样论述的：经络学说是我国劳动人民通过长期医疗实践，不断观察总结而逐步形成的。经络学说的形成，可能通过以下途径①“针感”等传导的观察；②俞穴疗效的总结；③体表病理现象的推理；④解剖、生理知识的启发。最近有人提出了经络可能是古人通过“内景返观”的方法得以发现的猜想，值得研究，但是仅靠内景返观，也形成不了现在这样的经络系统，因为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经络学说从三阴三阳六经到配应洛书方位的八经到“足臂十一脉”最后完成十二经络系统的过程。

《素问·热论》描述六经传变，只涉及足之六经，不谈手之六经。经朱肱的发挥，更有“六经传足不传手”之说。后人对此多存疑问，不知其所以然。如方有执在《伤寒论条辨·或问》中说：“手经之阴阳，居人身之半；足经之阴阳，亦居人身之半。若谓传一半不传一半，则是一身之中，当有病一半不病一半之人也。天下病伤寒者，不为不多也，曾谓有人如此乎？”

但从经络理论源于五运六气来看，就会明白开始只能先有三阴三阳六经了。

马王堆出土的医帛《阴阳十一脉灸经》中三阴三阳命名的只有八脉，足钜（太）阳脉、少阳脉、阳明脉、足钜（太）阴脉、厥阴脉、少阴脉、臂钜（太）阴脉和臂少阴脉（其余三脉分别称作“肩脉”“耳脉”和“齿脉”，）这个情况很值得注意，它给我们留下了三阴三阳与经络相结合的早期形态的痕迹。显然，原始的三阴三阳脉是足六经，名称上也不冠手足，以后加上臂太阴和少阴二脉。为什么只加二脉？又为什么加的是这二脉？较为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为了配应九宫八卦之需。三阴三阳配八方，缺的是正南和正西。正南离心，正西兑肺，《阴阳十一脉灸经》所补恰好是臂少阴心脉和臂太阴肺脉，见图12-11。

可知，三阴三阳与经络的配应，确乎先从足六经开始的。《黄帝内经》的十二经脉说的是以后逐步完成的。

《素问·热论》专论足六经，说明六经辨证的肇始，应在十二经脉理论完成之前，而且早于《阴阳十一脉灸经》，因为《阴阳十一脉灸经》中已多了“臂少阴”和“臂钜阴”二脉。六经辨证几不及肺，是六经理论中有一个使前人费解的“谜”，如知道了三阴三阳的早期模式如此，这个谜底也就昭然若揭了。

三阴三阳与经络、脏腑的联系，是逐渐发展起来的。六经与脏腑的配应，在马王堆医帛中还未出现。《素问·热论》所述仅“少阳主胆”，“太阴脉布胃中”，“少阴脉贯肾络于肺”和“厥阴脉循阴器而络于肝”四条，既不全面，格式亦不统一，说明当时六经与脏腑的联系还不很密切。至《灵枢·经脉》等经文中，十二经脉与藏府的系属关系才有完整的记载，后来六经辨证与脏腑的配应，基本按照十二经脉说。可见十二经脉系数藏府在先，六经辨证结合藏府在后。

《黄帝内经》到处都是五运六气。《黄帝内经》中的疑点难点，大多与运气有关。掌握五运六气，许多问题均可迎刃而解。不懂五运六气，就读不懂《黄帝内经》，就不会真正搞懂中医理论。

四、中医各家学说与五运六气

近贤章巨膺认为：“各家学派由于时代背景和生活环境不同条件形成，可以说地理、人事为之因素，但是人们生活在大自然的环境中，与天地相应，气候的转变自必影响于人体疾病的形态，因此王朴庄、陆九芝等从天时转变的关系，以运气学说来分析医学流派不同的理论。”“王朴庄、陆九芝等以《黄帝内经》五运六气、司天在泉之学说来推论医学流派形成的缘故，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可以进一步加以深讨”。

王朴庄、陆九芝之前，明代王肯堂的《医学穷源集》已提出相近观点。该书“三元运气论”中说：“三元共一百八十年”。“尝考之往古，验之当今之务，而觉六十年天道一小变，人之血气与天同度”。“以上元之治，施之中、下，非尽不侔也，而所伤者多，此之谓太过；以下元之治，施之上、中，非尽无当也，而所误者众，此之谓不及。是故必先立其元，而后明其气。古人著论立方，后人动加訾议，而不知当其何尝不善也。即如一白坎水司令之时，寒水气盛，土不能垣，自以东垣温补之论为至当；如九紫分司之运，火气燔灼，又当以丹溪诸病属火纸说为正宗。所谓中无定体，随时而应者也。”

SARS发生以后，顾植山挖掘《素问遗篇》中“三年化疫”的理论，认为历史上中医许多流派和学说的产生都与“三年化疫”理论有密切关系。

例如，李东垣创立脾胃学说的背景是“向者壬辰改元，京师戒严，迨三月下旬，受敌者凡半月，解围之后，都人之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病而死者，继踵而不绝。都门十有二所，每日各门所送，多者二仟，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几三月。”这里讲的壬辰改元史1232年，向前推三年是1229已丑年，按“甲已失守，后三年化成土疫”之论，李东垣碰到的恰应是土疫，才能有脾胃学说的创立。后世因发生的疫病不再是土疫，东垣学说转而应用于内伤病为主，故成了“内伤法东垣”之说。

吴有性著《瘟疫论》的背景是“崇祯辛巳（公元1641年），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北直指河北、南直指江苏一带）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吴江县志》记载当地“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仅存。”1641年前推三年是1638年戊寅，据清·马印麟《瘟疫发源》记载：“崇祯十二年戊寅，刚柔失守，天运失时，其年大旱。”“素问遗篇”虽未直接讨论戊寅年，但举了戊申年之例：“又只如戊申……后三年化疠，名曰火疠也……治之法可寒之泄之。”三年以后吴有性所见疫病，医家以“伤寒”治之效果多不好，而吴有性擅用大黄苦寒泄热取效，可证当时流行的证是火疫。

杨粟山在温病学说已经盛行以后，撰写了《伤寒瘟疫条辨》一书。他为什么要重提伤寒？书中记载道：“乾隆九年甲子，寒水大运，证多阴寒，治多温补。自兹已后，而阳火之证渐渐多矣。”乾隆九年（1744年）为什么突然“证多阴寒”？向前三年是1741辛酉年按运气“丙辛化水”的原理正好符合。

清代名医王朴庄临床以用温药见长，而其曾外孙陆九芝则以擅用寒凉，反对温补著称，两人看是对立的两个派别，可是，陆氏是非常推崇其曾外祖父的。陆氏在其《世补斋医书·六气大司天上篇》中说：“朴庄《伤寒论注》成于乾隆甲寅，以寒凉之治谓不合湿土寒水之运，公之所治无不以温散温补见长，盖公固明雨大司天之六气，而自知其所值为湿寒也……其后嘉庆九年，甲子为第七十六，属于少阳相火、厥阴风木，则为火风之岁……逮今同治三年，第七十七甲子又为阳明燥金、少阴君火用事，时上元之气未至而至，故于二年癸亥，伤害一隅霍乱盛行，尽为热证，时医以其手足厥逆，竞用丁、附、桂、姜，入口即毙。余于甲子年独以石膏、芩、连，清而愈之……而病之各随司天以变者，弥益显然，自此至今，所遇时邪莫非温热，大都以凉散以寒泻者愈之为多。”可见陆氏的反对温补，恰恰是集成了王朴庄的五运六气“大司天”思想。

可见中医各家说的产生，跟五运六气有直接关系。不讲五运六气，就难以搞清各家学说的关系。从运气学说入手，可澄清中医学术中大量历史悬案。